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董炯、黎军、何海波、宋功德、李洪雷、石红心等诸位学友之支持，特此感谢。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例如，参见马怀德：“公务法人问题研究”，载于《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第40－47页；湛中乐、李凤英：“论高等学校法律地位”，载于《行政法论丛》第4卷，第496－527页，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例如，参见程燕雷：“论司法审查对大学自治的有限介入”，载于《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第33－36页。
例如，参见温辉：“受教育权可诉性研究”，载于《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第52－59页；饶亚东：“从审判角度谈受教育权的保护与法官责任”，载于《行政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84－500页。
如果从法律意义上而非从生活习惯的意义上使用“原则”这一术语的话，在当前的我国大陆，正当程序与其说是一个原则，不如说是一个理念。当然，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的田永案判决，已经作为经典的判决文本登载于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这似乎赋予了正当程序原则的法律地位。但是，在缺乏判例法传统的制度背景下，还是不宜轻率地下此结论。
参见何海波：“通过判决发展法律”，载于《行政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37－471页；沈岿：“制度变迁和法官的规则选择”，载于《北大法律评论》第3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203页。
关于我国高校的“自治”，参见本文第5部分之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可以从教育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窥知，“中国的旧教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是旧政治旧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它提倡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它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统治者服务的。现在随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统治在中国宣告终结，中国旧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是基本上被摧毁了。代替这种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新教育，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这种新教育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转引自郝维谦、龙正中主编：《高等教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195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把“教育为政治服务”改为“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提出“宁要没文化的劳动者，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
该决定对教育工作方针有如此表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任务，要求我们不但必须放手使用和努力提高现有的人才，而且必须极大地提高全党对教育工作的认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90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所有这些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