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传统上以管理、生产经营、服务功能为标准对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划分，已经在实践中无法达成自洽的逻辑。被定性为事业单位的某些组织，有的与行政机关无任何实质差异，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有的则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如各种出版单位。[xviii]法院在田永案的判决论理之中，没有拘泥于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分类，而是更多地关注组织所行使的权利（权力）之性质。法院就此案中所涉的学校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学校对学生的学籍管理以及对毕业生的派遣，分别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从而宣告了学校与学生之间在某些事项上“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其行使的是法律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xix]事业单位不排除成为行政诉讼被告之可能性，由此为法院判决所确定。事业单位概念为公立高等学校构造的庇护屏障，也因此瓦解。
就论理过程而非其结论来看，田永案判决是一个具有经典意义的法学研究文本。其努力拨开事业单位概念造成的迷雾，而在这一努力之中，确立了从权利（权力）运作的实际来研究某些特殊组织法律问题的路径。过去，事业单位概念之存在，把公立高等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掩蔽起来，使人们疏忽了对这一实际存在的关系进行类型化梳理。由于我国的司法救济习惯于建立在对法律关系性质的清醒认识之上，所以，缺乏类型化梳理直接导致了司法救济的尴尬、法治的真空。[xx]田永案判决毕竟是针对个案的，其在结论上并未全面地告诉我们，学校与学生的哪些关系属于私法范畴、哪些属于公法范畴。也无此必要。然而，其所隐含的对学校权利（权力）作实证研究的路径，比起其结论来，更是在方法论意义上摆脱了事业单位概念形成的禁锢，无疑将有助于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以促成公立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全面实现法治。
以上三个方面的考察，无意穷尽所有历史背景因素，只是力图表明：教育制度转型过程中规则之治成为必需、学生权利观念日张、回应型司法的兴起及其对实际分析方法之采纳，既是推动公立高等学校迈出走向法治之第一步的力量，也是我们进一步解决有关问题的动力和方向。
三、公立高等学校的招生
公立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在学生入学之前就可能存在，这主要表现于公立高等学校的招生领域。近年来，在招生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也已出现，有的学生以学校未按照招生简章上的规定录取学生为由提起诉讼，[xxi]有的学生在诉讼中提出招生考试试题存在问题，[xxii]有的学生则在诉讼中提出学校没有按照择优录取原则招收其为博士生。[xxiii]诚如上文所述，接受高等教育在现代社会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势必会使更多的学生关注学校招生工作的合法性、合理性，故可以预见，招生领域可能出现的纠纷会增加。虽然
教育法第
28条规定学校有“招收学生及其他受教育者”的权利，但是，随着公立高等学校向社会提供教育的方式之多样化，其招生工作也有多种模式，其中所产生的纠纷究竟以哪种诉讼机制予以解决，不宜给出统一定位。
从教育行政部门与公立高等学校在招生中的作用这一角度观之，当前的招生模式可以归纳为三大类：一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公立高等学校分工合作的模式；二是教育行政部门宏观管理，公立高等学校高度自主的模式；三是公立高等学校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其中，决定教育行政部门是否进行直接管理、管理权能大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招生是否经过全国统一考试。
（一）分工合作模式
在“分工合作模式”之下，主要有经过全国统一考试的本（专）科生招生、成人教育招生以及硕士研究生招生（包括近年来兴起的工商管理硕士、法律硕士、公共管理硕士招生）。[xxiv]这些领域仍然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而统一考试在我国还不存在由非政府组织负责的模式，[xxv]基本上由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控制，教育行政部门直接介入招生许多事项，公立高等学校处于依附地位。以高考招生为例，虽然“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录取体制自1987年以来就已经得到承认，但在制定招生来源计划、组织报名、身体检查、考试以及录取方面，都属于教育行政部门的职权。学校有权决定考生录取与否以及所录取的专业，不过，学校必须将拟录取考生名单报经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核准。省级招生办公室核准备案后形成录取考生名单，并加盖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录取专用章，以此作为考生被正式录取的依据。[xxvi]当然，根据招生对象的不同，教育行政部门和公立高等学校在具体事项上的分工又有所不同。例如，相对于高考而言，硕士研究生的招收，在报名、身体检查、部分科目考试命题、面试等方面，一般由高校负责，而招生计划编制、报名条件规定、分数线划定等则是教育行政部门的职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