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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自问：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够说服更多的世人相信对伊拉克作战是必要的。在过去两年间，我们过多地向我们的国际伙伴宣称偏狭的、唯利是图的美国利益是如何地高于我们的伙伴所珍视的那些价值。即使是在我们的目的未曾受到质疑的场合，我们的政策连续性也遭人怀疑。阿富汗模式在我们的盟友眼中并不可欲，他们怀疑我们到底是在依凭何种法则、仿照何种榜样、为着何种利益来重建中东。难道我们已经真的看不到这样一个基本规律：压倒性的军事实力不是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灵丹妙药？就像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和以色列在被占领土问题上一样？随着战后的伊拉克也像格罗兹尼和拉马拉一样变成废墟，它会成为一个勇敢的陌生人，加入密克罗尼西亚的行列，追逐美国人到海角天涯。
我们仍然有自己的盟友，很好的盟友。我们的许多朋友的忠诚是令人感动的，这归功于美国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建立起来的道德资本。但我们最近的盟友们更加相信让美国划入唯我独尊的泥潭所具有的危险性，而不是这场战争的正当性。忠臣必须是相互的。为什么我们的总统能够宽容地对待这一届行政班子正在培育的、包括在其最高层官员中屡见不鲜的对待朋友和盟国的狂妄自大和鄙夷不屑的态度？难道“只要他们害怕我们，就让他们狠我们好了（oderint dum metuant）”真的成了我们的格言？
我敦促你听一听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的声音。即使在这里，在希腊，传说中的欧洲反美主义的温床，我们也有许多很贴心的朋友，这会超出美国报纸读者们的想象。虽然他们时常抱怨美国人的傲慢，但希腊人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难题丛生的、危险的地方，他们希望见到一个强有力的国际体系，美国和欧盟在其中保持密切合作。当我们的朋友开始害怕我们而不是为我们而害怕的时候，值得担忧的时刻就来临了。现在，他们就是在害怕我们了。谁能令人信服地告诉他们：美国还是原来的美国，是这个星球上代表自由、安全和正义的灯塔？
国务卿先生，我对你的品格和能力满怀尊重。你个人为我们赢得的国际信任多于这届政府的政策所应得的部分，并且在这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为自我私利服务的行政班子的肆意妄为下挽救回来了某些正面的东西。但你对总统先生的忠诚实在太过分了。我们正在严重损害一个我们自己费尽辛劳、投入无数资源帮助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一个由法律、条约、组织和共享价值组成的网络，它有效地约束着我们的敌人，其正面作用足以抵消它对美国保护自身利益之能力的限制。
我之所以辞职，是因为我曾经尝试调和自己的良心与自己代表目前这届美国政府的能力，但我失败了。我坚信我们的民主程序最终能够实现自我矫正，并希望自己能够从外部为确立更好地服务于美国人民和我们所共享的这个世界的安全与繁荣的政策略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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