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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老欧洲跟不上美国的脚步，从而导致西方的分裂。美国人由施特劳斯带领，穿过时空，超过了启蒙运动，穿过文艺复兴，抛弃了基督教的无稽之谈，一直回到古希腊，从柏拉图那里汲取营养。而老欧洲受自由主义毒害太深，跟不上美国人的思维。欧洲人在国土上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他们不喜欢战争，追求和平，满足于近代文化多元主义秩序。他们也没有回到古希腊、古罗马实现大帝国的梦想。法国德国是最明显的例子。法、德的政治家雄图大略，看出问题所在。当时法国有个议员说，你说你是罗马，我就是高卢，为什么这样说(So what)？罗马当时有高卢战役啊。（笑）小平同志曾说过，欧洲是和平的力量，这个话讲得一点都不错。当然，法国和德国也有战略的考虑，它们对美国的抵制实际上重申了他们在欧盟的领导权。如果法国和德国在联合国不和美国较一下劲，欧盟就麻烦了。德国、法国站起来之后，可能会导致老欧洲的保守主义政党逐步被排挤出政治舞台，就留下英国孤苦伶仃，也许还有西班牙，西班牙是另当别论。英国孤苦伶仃地支持美国，但英国的利益还在欧洲，以后会面临很大压力。所以法国和德国一下站起来之后就重申了在欧盟的领导权，在危难之中为欧盟重新确立的方向，这是非常大的事情。而且由于法国和德国在联合国不给美国开绿灯，导致美国在伊拉克周边国家不能够顺顺利利地开辟很多战场，大大延缓了美国得胜的时机。
第三个方面是美国两大传统——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的张力。美国传统既有自由主义的传统，又有共和主义的传统。一方面，共和主义传统强调美国是一个大的共同体(community)，强调为共同体而战，为了国家利益而战。另一方面，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人的权利、人的价值。强调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人道主义的追求。用罗尔斯的话来讲，人道主义是所有大的文化的“重叠共识”。这种“重叠共识”，你可以在基督教里发现，可以在儒教里发现，可以在道教里发现，也可以在佛教里发现。现在施特劳斯把人们带回到古希腊，把自然正当、自然正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作为至高的东西，把美国人的共和主义传统带到区分敌我的政治上来。但是，美国还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这样必将造成美国人内心的分裂，必将使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邪恶帝国和道德帝国的冲突，这种冲突会折磨美国好几代人。在布什发表最后通牒之后，美国一位最老的自由派参议员的讲话表达了这种道德帝国与邪恶帝国的张力，他讲到，“今天，我为美国哭泣。美国再也不是那个强大、仁慈又热爱和平的国家，那个受到国际尊重的国家。”他警告，美国将会为帝国梦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也就是不少美国学者所标榜的“软权力”的丧失，美国在世界上可能会相当孤立。美国可能低估了世界各国追求和平的愿望并为此付出代价。
这种张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今后若干年国际战略的走向。美国战略的天平向哪边摆，伊拉克战争至关重要。如果战争顺利，新保守主义就会更进一步得势，进一步追求新帝国的梦想。反之，如果战争损失较大，或在战后问题很多，追求新帝国的势头就会有所遏制。
一百多年前，韦伯在分析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时提到，公元9年罗马人在条顿堡一次不起眼的战争的失败是罗马衰亡的转折点。这次战争后，罗马人逐步放弃了战争与扩张的战略，从而导致奴隶来源的枯竭，导致罗马经济的危机。今天的伊拉克战争相对于美国的战争机器而言是一场微不足道的战争。但战争的惨烈、零伤亡神化的破灭、战争引起的人道主义危机是否会使这一场小小的战争成为新帝国的条顿堡之战，我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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