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观点在1969年首次得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认可，虽然在法兰昔尔诉柯普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用语隐约。案中的被告涉及一桩谋杀案，正如我们在侦破小说中常看到的，讯问者欺骗被告称其他共犯均已认罪从而成功套取了口供。这一细节曝光后争论便纷至沓来。最终，大法官瑟固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代表最高法院拟成多数意见，裁决称：警方对嫌犯传达共犯认罪的不实信息，虽然与口供取得的过程相关，但不足以认定这样欺骗将使嫌犯任意所为的口供失去合法性。这些案件必须“依据当时整个情况(totality of the circumstances)”来综合考虑……。
除这一著名的判例之外，更多上诉法院认为嫌犯的口供具有证据效力，即便警方是以某些诈伪、欺骗的手段获得。但是这一原则也被法官设置了限制条件。首先，这种欺骗手段不能恶劣到使法院及社会大众的“良心愤慨”(shock the conscience)；其次，这种欺骗手段也不能潜存使人为不实口供的危险。
怎样的欺骗手段会被认定使法院及社会大众“良心愤慨”，加拿大最高法院以安东尼奥·兰默(Antonio Lamer)法官在针对某案提出的意见出给出了解释。这位法官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警方的讯问者假扮成监狱牧师来诱导嫌犯认罪，或是为了达到那样的目的而伪称是辩护律师，则这样的讯问将被法官认为违反了司法的良知及“正当程序”。
与本土稍加联系并进而得到的一个疑问是：以判例为主要法律渊源的英美等国，在应付“讯问中的威胁、引诱、欺骗”时已然拥有丰富而详实的判例可供援用，这一话题在英美法系国家
刑事诉讼法上持续而热烈的讨论也使得法官们可以“依据当时整个情况”来充分行使他们的自由裁量权。而以成文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中国，尽管刑事诉讼法典中对此有着明确的规定，我们的司法实践却仿若“睫在眼前常不见”，侦查机关与司法机关长久以来对刑诉法第43条的后半段熟视无睹，公、检、法在刑事案件的流转过程中保持着无间的默契。这不能不令人叹服又感慨万千。
让操持国家强权的警察“带着镣铐跳舞”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这种限制对于保障人权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以法律中的绝对化规定来换取一句“我们在人权保障上比英美诸国更彻底”的评价，似并不可取。“有法不依”或“有法根本不可能依”的现实只会为他人徒增攻击话柄。由是观之，在法律上禁锢侦查人员的“43条” 镣铐似乎有松松的必要，去除简单和绝对化的“严禁”，并使该条更具可操作性以期在实践中彰显法律的威权，应是新一轮刑事诉讼改革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