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WTO的规则最早是从一战与二战之间的双边贸易协议开始的。一方面，这些贸易协议为日后一些国际贸易原则的形成打下新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不能满足世界贸易的要求，故而这个过程最终停止，并由GATT下多边贸易体制所取代，最后进化至WTO。同样，国际投资领域双边协议进程也发展到了一个瓶颈的阶段，根据UNCTAD资料，在90年代BIT数量激增5倍，至99年已达1857个，参与国家达173个，而80年代以来，这一个数量为385个。〔39〕一方面，BIT数量还远远不够，以联合国190个成员国计算，如果都达成BIT，需要八千余个BIT;另一方面，BIT一般只限于投资保护，而且内容不一，可能引起国际纠纷。同BIT相仿，区域性投资协议也有同样的问题存在。
　　最后，同贸易领域需要WTO这样一部约束规则一样，国际投资领域同样也需要一部约束规则。因为国际投资者需要长期稳定的规则与程序，以保证资金进入与运转、平等的竞争机会以及现有投资的保护。MAI的宗旨之一即在于此。
　　综上所述，MAI与当年的WTO拥有大量相似甚乎相同的背景与内容，尤其是世界经济形势推动这一根本性要素。加之MAI与WTO在经济领域的紧密联系，我们不难预见MAI正像当年的MTO一样，将是未来多边投资规则的开端及基础。
　　三 选择与对策
　　在所有有关MAI的论文中，几乎都有类似于下面引文的话：“中国必须争取积极参与外国直接投资领域的规则制定活动，并为开辟参与FDI国际规则制定的场所进行创造性的工作”。〔40〕可见，在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多边投资规则的建立这一点上，无论是法学界、经济学界、实务界，大家都有共识。
　　可是我们如何参与呢？众学人也都确认二点，一是自身改革，二是在双边层面上下功夫。在多边层面上，大家也同意谈，中国未恢复WTO席位前，学者们主张参与APEC和UNCTAD的有关协商，入世之后，大家又主张在WTO中谈。但是对MAI，大家基本上都不赞成中国应当参加。〔41〕
　　本文以为，中国应当以“观察员”身份参与MAI谈判。原因如下：
　　1、正如上文所论及，从以往WTO和TRIMs协议生效的经验来看，MAI极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多边贸易规则的基本框架，也许我们的一些主张会被MAI采纳，但是基调将是由现在的MAI谈判定下。我们已经错过了GATT，错过了WTO，错过了TRIMs，不能再错过MAI了。我们应该清楚，先发制人，后发而制于人，政策的制定者要比政策制定后的加入者更容易实现利益最大化。
　　2、我们面临的竞争形势严峻。中国近二十余年的经济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居功至伟，而中国在现阶段，更是需要借力打力，引起大量的外资与技术。可是事实是残酷的：近几年，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呈徘徊和下滑之势，1997年实际利用外资454亿美元，仅比1996年增长8.4%，1998年为454亿美元，仅比1997年增长0.46%，1999年为403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1.2%，2000年为408亿美元，仅比上年增长0.93%。而且，中国利用外资的徘徊不前是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大幅上升相并存的。1996年至1999年，便于跨国直接投资由3490亿美元增至8655亿美元，增长1.48倍，年均增长35%，2000年超过1万亿美元。从1993年起中国就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引资国，但到1999年，中国退居第四位。其原因何在？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有“体制缺位”！〔42〕我们现行的外资法体系太过僵化与落伍，所以许多有识之士几乎异口同声的支持改革投资法制，而改革的方向呢？以他们的说法来看，其实就是“投资自由化”。那我们为何不把步子迈大一点，直接与MAI接轨呢？更何况MAI尚在襁褓之中，我们参与其中，一旦发现冲突太大，差距太远，或可直抒己见，或可抽身而出，断不至于深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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