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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自理结果，优于法律诉讼的解决方案，说明法律的僵化处理方式，本身应当根据社会合意的可能结果进行调整。在法律僵化不能完全消除的情形下，应当为社会自理和社会合意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和承认。
二、法律权利自治
社会自理结果，对减少法院的诉讼案件和各类诉讼支出，是有益处的。涉及自主意志决定和民间调解成果的法律审查时，因此不宜再用全面审查方式，推翻既有的社会意志表达和合作的成果。 但是，机械主义的法律运作，通常会设立各种合法性尺度，打击和否决社会权利自理的方式。
我们在“情人继承案”，等等司法判决中，发现这种机械主义法律观下的规则运用。这样的法律运用，否决了“法律权利自治”的模式。“法律权利自治”，作为关于法律权利行使的原则，是意志主体的天然权利体现，应当在法律制度的层面给予确认。虽然在实在法律的规定中，存在民事行为的自愿原则，但是它显然没有充分体现“法律权利自治”的充足意义。
社会自理方式，是社会意志主体主体性的体现，是法律主体权利能力的体现，而对自理法律权利方式的制度性否定，是对社会意志主体能力的一种否定。司法体系对社会自理权利能力的排斥，增加了司法体系的诉讼压力，并且经常性的产生与合意正义的背离。这样的举动，否定了社会意志主体的意志能力，消灭了合意正义的社会生成方式，造成法律体系的僵化和低能化。人们对司法体系的僵化和低能化的解释，通常停留在司法体系组织功能涣散的角度，而往往未从正义的生成角度进行体察，忽视合意产生法律正义的原理，导致正义制作专营形成供应不足。
自从真理代言人相继离别人世，人间秩序的调整，已经交给了平凡人类自己处理。理性的人分明记得，在这样一个新的社会治理环节，关于社会治理 “自然给人类的委托书”上，写着这样的字眼：“别总是让先在权力安排人类的生活，而应共同发挥出社会意志主体的能力。”人们体会到，生活中完全依赖既成定制的安排，经常性导致社会主体们对制度机制的过度依赖：数亿人口，宛如围着一头巨兽的无穷幼儿，拼命去吮吸“制度的乳汁”，当它们不能充分地满足的时候，便充满着对制度的怨恨。然而，社会历史总是在证明，社会的正义果实，最为广泛的分布地带，在于社会本身，制度仅仅是一种特殊和必要正义救济方式。如果，一个社会的内部机制，鼓励人们自主解决纠纷的能力，这样的制度安排，也就获取了自我解脱和合理存在的能力。从法治形态的社会观察，人们的确处于一种“自我统治”[1]的境况，社会个体对法律权利，处于自治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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