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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犯罪防控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知识界对于西方世界袭来的现代文化最早变被动为主动,最早开始对西方现代性作选择性的接受和进行有效的批判。中国知识界吸收西方现代文化的这种自主性和批判性,对于中国社会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并达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深化和理论成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正因为中国知识界在吸收西方现代文化方面逐步具有了自主性和批判性,其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接受和吸收就有了超越中国社会主导观念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于是,西方现代文化中的许多观念和思潮被中国知识界引进中国社会。不仅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早期现代性的观念又被作为新的观念引进来,女权主义、性解放等现性中的新观念新思潮被引进来,存在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环境保护主义等批判现代性的种种观念和思潮也同样被引入中国。观念的大规模引入使中国社会面对知识爆炸的同时,遭遇着观念的轰炸。这种观念的轰炸曾一度使中国知识界有过方向的迷茫,但真正的结果应该说是形成了中国知识界思想和观念的多元。这种思想和观念的多元性不仅表现在对上述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种种观念和思潮的引入因而在知识界形成各种不同思想、观念,而且还表现在知识界一部分人超越现代而追寻传统,形成新的旨在恢复中国社会传统性的思想和观念。中国知识界种种不同的思想和观念有一部分是对被中断了的本世纪上半期中国知识界的一些思想观念的接续,但较大部分是一些新的思想和观念。
  随着中国教育在改革开放之后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各大众传播媒体的进一步壮大,一方面中国的知识界在扩大,另一方面知识界对社会的影响力在加强,所以,中国知识界思想和观念的多元化对中国社会观念的改变发挥出了越来越巨大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作用在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法制建设、文化建设、对外交往以至人民日常生活等许多方面都体现出来。其中对中国社会观念影响最为深广的,应该说是由知识界引入而又大力倡导的竞争观念。我以为,西方社会的竞争观念正是来源于与西方现代性相伴的野蛮性。这种结合了现代性的西方野蛮性,曾用达尔文主义加以包装,其“物竞天泽”观念曾引入中国,但当时的中国社会缺乏接纳吸收的基础。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亚非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冲刷,也经过西方现代性的不断改造,西方野蛮性终于逐渐转变成竞争性,包括国家竞争思想、社会竞争观念和个人竞争意识。野蛮性经过文明的改造成为竞争性,已成为现代性的重要内容,而受现代影响和作用已历一个多世纪之久的中国社会对于现代性的接纳能力也早已今非昔比,所以,竞争观念逐渐在中国社会深入人心。
  竞争观念促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促进了市场观念的形成,同时也促使原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迅速解构。在竞争观念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新生代,一进入社会,即开展人与社会的拼搏和人与人的拼搏。他们旺盛的竞争意识促使他们选取个人奋斗的路向,而适合在各种市场上冲杀。同时,解构主义等等对于现代性种种既成观念和既成秩序的否弃,又极易造成这一代人的观念迷失和价值失衡,暂时享乐和迷醉式的高峰体验,成为他们的追求,“过把瘾就死”成为生活信条,暂时性一次性成为他们生存观念的重要内涵。与新生代相比,受结合了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教育、熏陶多年的中国社会中的中老年人,其观念中的社会主义根基相对深厚。从普遍意义上说,他们欢迎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欢迎开放和改革带来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从观念上看,他们较难转变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路向,赞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深化,但较难真正领悟深化认识了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本质。社会主义基本观念中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集体意识和服从领导意识决定着他们对国家政策的跟随和拥护,成为改革开放取得一步步成功的坚实的社会基础。但是,这些观念和意识中所蕴含的保守性,又使得他们较难接受竞争意识和各种新的观念,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社会主义理论逐渐成熟过程中,他们的观念越来越落后于发展的形势。
  在中国社会的中老年中,城市居民的观念保守性弱于农村居民。这与城市居民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种种现代性包围之中有关,也于改革虽首先由农村的联产责任制为起点,但改革开放的重点主要在城市有关,更与城市居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而文化设施主要在城市,大众传播主要是针对城市居民有关。但城市居民中中老年人在社会观念方面的开放性不容作过高的估价,即使明显高于农村的中老年居民,但他们与城市新生代之间的社会观念鸿沟要比农村的类似的观念鸿沟要宽深得多。与城市相比,农村新生代的观念新潮不仅较落后,而且浅表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工业化、城市化等等感性的向往,而较少深层的观念的追求。而农村中老年,由于受社会主义教育影响之时,原有的传统观念并没有真正革除,而随着改革的开始,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被否定,他们原来所接受的“社会主义”逐渐被否弃,而重新认识了的社会主义又因种种困难而难以进入他们的观念之中,所以,他们的观念中除保留不少社会主义的基本意识外,中国农村社会的传统观念的许多内容就逐渐地恢复起来。
  中国农村社会的传统观念,并不是中国传统社会正统观念。虽然中国农民受中国社会正统的儒法观念影响两千余年,儒法观念早已揉入农民观念之中,但农民观念更多的还是表现为一种农村社会的世俗观念。传统的农村世俗观念以家族为本位,为了家族利益可以对抗官府,有普遍的鬼神意识而缺乏真正的宗教观念,因而盲目迷信。家族观念往往扩展出亲友观念、同乡观念和人情观念,而盲目迷信会带来无宗教实质的“宗教狂热”。由于中国城市居民都或先或后来自农村,所以城市传统世俗观念中的家族观念和盲目迷信也有深厚的基础。这种家族观念和盲目迷信甚至带入干部队伍以至军队,同事观念、战友观念即是亲友观念和同乡观念的变种,人情观念更在全社会泛化,而迷信科学和迷信伪科学则是盲目迷信的新样式。
  与传统的农村世俗观念有一定亲缘关系的是由脱业(并非完全是无奈的失业)农民构成的流民社会中的传统亚文化。这种亚文化标榜情义,但具有对于社会秩序的反叛性和对抗性。随着农村的传统世俗观念的复兴,尤其是随着新一代脱业农民的增多,这种传统的亚文化以一种新的形式重现于中国社会。并且,由于大量的脱业农民由农村拥入城市,这种新的亚文化逐渐于城市中的新世俗观念结合,产生出吸收了西方社会亚文化许多内容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的新亚文化。脱业农民中的部分人,在这些新亚文化的熏陶下,转变成新的三教九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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