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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体现在西方的现代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但社会观念中的现代性主要是指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权观念、法制观念、民主观念等等。现代性使西方社会摆脱了宗教的精神枷锁和封建的强权统治，人性得以张扬，自由观念深入人心。但是，西方现代性中的自主、民主、人权等等观念，原初只是针对本国、本民族或本教派内部而言的。对于他国、他民族或对于异教徒，现代化中的西方人和中世纪中的西方人一样，不仅不宽容，而且常常视之为敌，必欲掠夺之、奴役之，甚至消灭之。这体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欧洲各国间的无休止的战争，体现在欧洲人从海盗主义、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的无休止的侵略和称霸，体现在欧洲人侵占了美洲人土地还要将印地安人赶尽杀绝，体现在美国在实行民主政治和自由秩序的同时长期维护奴隶制，也体现在西方对亚非各国的侵略和掠夺。
西方人对于他国、他民族的这种野蛮性和侵略性，根源于中世纪的异教观念在新教观念中没有消除，而且愈演愈烈，[5] 最后世俗化为国与国、阶层与阶层或党派与党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从异教观念到意识形态斗争，无疑是受现代性的影响作用的结果，但不论是异教观念还是意识形态斗争，皆不能看作是现代性的东西。而在异教观念支配下对他国、他民族的侵略、掠夺和奴役，更不能说是现代性的东西。可是，我们又必须认清，西方在现代化之所以获得推进和成功，除了现代性本身符合了西方社会的发展需要外，西方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他的野蛮性和侵略性，为其现代化的推进和成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没有海盗主义和殖民主义就不可能有英国的强盛和美国的出现，没有掠夺和奴役，欧洲各国就积累不起巨额的物质财富。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和野蛮性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现代性既仗野蛮性得以推进，而现代性的成功推进又使野蛮性有了强有力支撑，因而进一步得以强化。有的学者称西方现代的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实际上，这种现代文化的强势正是因为其现代性中结合了野蛮性，是一种现代性与野蛮性结合的文化。
西方人在本性上并不愿意向外传播现代性。在西方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人驱赶、杀戮美洲人，贩买、奴役非洲人，侵略、掠夺亚洲人，施展的都是其野蛮性的一面。欧洲人先以毒品，继以枪炮侵入中国，也正是以其野蛮性来攻击中国的传统性。但现代化中的西方，其野蛮性已与现代性相互结合，所以，其施展野蛮性的同时，也就不由自主地向他国、他民族显露出现代性。灵活性强且也具有野蛮性的一些国家民族，一旦认识到西方野蛮性背后的现代性，迅即学习效仿，取其现代性与自已的野蛮性结合，从而较快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日本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中国社会传统深厚，保守性强，且文明历史五千年，野蛮性早已消失，因此，中国社会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接受，比日本困难得多。
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帕森斯――列维”理论，现代化是各国都要经过的一条社会普遍出路，原因是拥有现代化和缺少现代化民族之间会彼此交往，并且一旦建立了这种交往，不论是否施加外力，现代化的模式都会被非现代化的社会吸收，原有的模式就会在新旧交替中分离出去。[6] 这种理论既简化了西方现代化国家与非西方的传统国家和民族之间所发生的历史关系，更回避了西方现代化国家主动施展的只是其野蛮性并非其现代性的一面。就中国的情况看，对于西方现代性的逐步接受，是在受西方野蛮性的侵挠欺凌之下的无可柰何的选择。
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于西方现代文化之所以是一种弱势文化，并非是因为其保守性和所谓落后性，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野蛮性。晋代胡族南侵，宋代蒙元南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弱势，皆因为缺乏野蛮性。但是，国家民族及其社会文化只可以向文明进步，却难以向野蛮例退。所以，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西方的野蛮性是学不来的，其进步的现代性东西倒可以学习吸取。
西方各国（后来又加上日本）的野蛮性使中国社会面临生存危机，迫使中国社会学习吸取西方现代性。为了保证中国社会的存续，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取用西方现代性中最外显的方面――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龚自珍、林则徐们的思想大致如此。至洋务运动，张之洞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以涉及文化观念，但依然坚持中国的传统，而仅以西方的文化作补充。洋务运动失败，中国人才认识到仅仅追求“富国强兵”不仅解决不了国家危亡的根本问题，而且实际上也富不了国强不了兵。于是，康梁变法，终于考虑到国家体制的变革。康梁失败，以孙文为首的新兴资产阶级革命派终于推翻帝制，使中国建立起共和体制。然而随后的局势，又使中国人看到，政制的变革依然不能改变民族的命运。五四运动，遂以倡导科学和民主来唤起民众，自上而下的变革终于转变为自下而上的革命，西方的现代性遂由表及里，开始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的全社会。
然而，必须看到，西方的现代性又是发展着的。早期现代性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曾促成西方社会一系列的巨大变革，但随着西方各国社会矛盾的激烈加剧和国家间战争的不断爆发，尤其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的社会观念中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的怀疑和批判越来越具有声势，关心民族、国家、社会的思潮兴起，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兴盛起来，甚至极权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也很有市场。二战以后，法西斯主义成为全人类的公敌，国家主义遭唾弃，但民族主义在全世界广泛复兴，社会主义更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强化。在冷战的过程中，以强调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社会主义为一方和以强调个人利益的资本主义为另一方的相互对垒，使现代世界的意识形态争战异常激烈化。这种意识形态争战的本身并不属于现代性，但对垒双方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具有现代性的东西。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的变迁，冷战结束，似乎是资本主义的一极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仍遍布世界各国，且西方社会的种种新的思潮，从存在主义到后现代，在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中，蕴含着对于资本主义的深刻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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