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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之所以强调新一轮行政管理机制改革是“推动我国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和创新”，显示出了这次机构调整与前23年行政机构改革的一个重大差异。前23年的行政改革基本上是技术性的，在向着市场经济转轨的途中不断调整计划色彩的行政体系以适应管理的基本需求。这种技术性的调整以1998年国务院大规模机构改革为高峰。而这一次是一个转折点，这是中共16大重提政治体制改革之后的第一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首次机构调整。所以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所处的时机，是一个基本成熟的市场体制和一个亟需改革的政治体制。因此有理由相信和期待这是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和上层建筑重构的一个起点。它一方面是技术性的，另一方面又必须高屋建瓴的，不是企图“以行政吸收政治”，而要“以行政推动宪政”，为后者留下余地和想象的空间。
这个余地有两方面。一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现“有限政府”的目标，为未来重构政府与代议机关、司法机关的宪政关系留下余地。第二是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改变中央集权式的垂直行政管理体制，为未来的地方行政机构改革和重构中央与地方的宪政关系留下余地。
这一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势必为未来地方的行政改革定位。前23年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个方向是行政放权。政治权力在上层建筑上的高度集中，是改革之后敢于行政放权的理由，但也是放了就可能一发不可收的根本原因。中共16大提出了中央与地方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上的两分格局。组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据称也是这一次国务院机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因此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应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分权，为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下实现未来的政治分权留下足够的余地。以避免重踏德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行政压过宪政的歧途。
有一个比喻形容集权式的行政管理模式。我们在花园草坪上，常会看到中心有一个水龙头四周旋转，这样尽可能均匀地满足边远地区的供水需求，但是无论怎么旋转，结果总是水龙头下面的草地受益最大。这就像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即便中央尽力去帮助贫困地区，但必然的规律是是离中央最近，收益就越多。这说明市场体制下公共行政改革的方向必须是多中心和分散化的。未来的行政管理体制不能光提一级政府内部的分权配合，还必须建立在地区分权和市场分权之上。一个有效的地方政府也必须是有限的。而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也必须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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