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了武器或暴力威胁；
•被害人是公务员；
•被告人处于信赖地位；
•预谋的犯罪；
•有组织的犯罪；
•团体实施的犯罪；
•被害人是易受伤害的弱者；
•犯罪是由民族歧视、国籍歧视、性别歧视、宗教歧视、政治歧视或性倾向挑起的；
•被害人和被告人属于不同年龄段，没有任何堕落的成分；
•被害人先前有相关判决或警告；
•被告人在法庭秩序下犯的罪；
•犯罪而成为行为模式的一部分；
•尽管犯罪本身并不严重，但在犯罪地区流传甚广。
另一方面，如果有下列情形，则不太可能起诉：
•法院可能处以轻微的刑罚；
•被告人已经遵守命令，任何进一步的判决都不可能增加惩罚；
•所犯的罪是真正过失的结果；
•损失或危害轻微；
•自案发后间隔时间很久；
•起诉可能会对被害人的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
•被告人年迈或犯罪时患有严重的身体或精神疾病；
•被告人已经弥补了损失或危害；
•如果公开细节会危害信息来源、国际关系或国家安全。
1999年，王室检察院撤销了大约165000件案件。因为证据原因和因为公共利益原因撤销案件的比例尚不可知。
七、结论
尽管英国制度实行“便宜”原则，但和欧洲一些国家相比，从表面上来看，起诉的替代的范围还是有限的。适用于驾车犯罪的固定刑罚计划，正逐渐扩展，它涵盖了大量扰乱秩序的轻微案件。最重要的替代方式是分流，如通过警方告诫和18岁以下案件中的训诫和最后警告程序。警方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和犯罪者的记录作出决定。决定会涉及上述旨在强调犯罪起因的各种措施。这些都是在自愿基础上实施的。在训诫和最后警告程序中引进了修复性司法原则，以确保青少年明白其犯罪行为的后果。
与起诉的替代相关的主要问题是：
•公平。警方实施如此大的自由裁量权合理吗？被告人会被迫接受告诫或警告吗？
•有效。对于将青少年初次犯罪者从司法制度中分流出来的效率来说，证据是有说服力的，大多数人都不会再犯。至于其他的犯罪者，则不甚明确。当上述措施由管教机构来实行时，在完成或参与上，分流并不是附条件的，如果在控方的主持下情况可能正是如此。
•公共信任。如果它被不适当地解释或理解，分流或撤销案件都会引起争议，尤其对于严重的案件。
•不协调。统计结果表明，尽管有来自政府的指导方针，全国在使用替代方式时仍存有较大分歧。
•缺乏立法根据。虽然训诫和最后警告程序是根据《1999年犯罪与妨害治安法》规定实施的，但对成年人实施的警告在
刑法上却没有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