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我国现行修宪模式下，一方面，
宪法规定得过细过密，充斥了大量政策性规定；另一方面，我国又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变革剧烈，相应的政策就极具有变易性，所以，
宪法的稳定就很难保障，加上我国改革进程的特有形式：摸着石头过河，对一些新事物、新情况，我们的政策是“看一看”、“不争论”和“先别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陷入一个逻辑悖论，即：要么保持
宪法稳定，使
宪法与社会实际脱节，滞后于政策的发展，从而导致“良性违宪”的发生；要么依据变化了的政策，对
宪法进行频繁修改，以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而这同时，
宪法的稳定性又很难保障。
通过上述对我国修宪历史的考察和现状的检讨，以及通过对“政策性修宪”局限性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的修宪模式不利于制度的完善。它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政策推进型”，而不是“
宪法主导型”的
宪法演变方式，也就是说，它利用政策手段推进社会转型，等条件成熟了再根据政策对
宪法进行修改。应该说这种政策推进、
宪法随后的修宪方式，在改革初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它的负面效应就不可避免的暴露出来。
从进一步完善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这种修宪模式的目的出发，我们认为，以后的
宪法修改，应切实转到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国家制度的完善上来。因为只有真正的制度建设，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我国宪政秩序的形成。任何背离制度完善，而追逐于政策变动的作法，都只能是本末倒置，有损
宪法的权威。
要加强“制度建设”或“制度创新”，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进行：第一、理顺党的政策与
宪法的关系，把政策的选择提高到
宪法的高度，发挥
宪法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最高规范作用；第二、明确修宪目的，切实把修宪重点转移到保障公民权利和进行制度建设上来；第三、完善修宪技术，充分利用
宪法的扩容、弹性机制，加强
宪法解释，保持
宪法稳定；第四、建立多种
宪法变迁模式，综合运用普通立法、
宪法惯例、
宪法判例和
宪法解释等多种渠道，促使
宪法适应社会发展；第五、加强
宪法监督，加大违宪惩处，建立
宪法保障制度，切实保证
宪法实施。只有这些手段综合运用，才能真正达到制度完善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