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宪法修改的内容看，也大多是关于方针、政策的修改，且大都是关于经济政策的内容。比如，1934年对《
宪法大纲》的修改，就是适应土改总路线的需要，确定了“同中农巩固地联合”的方针；1988年的两条
宪法修正案，一是规定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二是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都是关于经济政策的规定；而1993年第
3至
11条修正案，也几乎全是经济政策的内容。如将“坚持改革开放”写入序言，把“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删除“农村人民公社”的提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等等；即使是1999年修宪，有关经济的内容也占了一半，如提升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重新确立新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等等。可见，我国的历次修宪，大多是对经济等政策的变更。
因此，根据党的政策对
宪法的内容进行适时的修改，并将政策的主要精神纳入
宪法之中，作为国家活动的准则，是我国宪法修改的基本模式。应当说，这种修宪模式是由我国革命的历史和实践决定的，反映了我国的国情这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通过修宪及时将党的政策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是国家
宪法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对此，我们不能也不应有任何怀疑和否定。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将政策的精神纳入
宪法，只是
宪法完善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是一种主要方式（至少在目前是如此），但绝不是目的。
宪法完善的主要目的是制度的完善，特别是体现
宪法基本精神的制度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将政策精神纳入
宪法只是手段，制度的完善才是目的。但从我国修宪的实践看，每次修宪的重点都放在了“政策”规定上，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国家制度的完善显然关注古不够。我国几次修宪内容主要集中于
宪法的“序言”和“总纲”中，而不是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与“国家机构”部分，即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