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国历次修宪，基本上是政策变更为立宪动因，同时又因政策变化而对
宪法内容进行相应修改。比如，在50年代，党的指导思想是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反映到“五四”
宪法，就是序言中的过渡时期“总任务”；在70年代，党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反映到“七五”
宪法中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全面专政”；由于从1976到1978年，党的政策尚未成熟，这就决定了“七八”
宪法具有严重的两面性和局限性；八十年代，党重新恢复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路线，提出了“四个坚持”，这反映到“八二”
宪法就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可见，
宪法的指导思想经历了一次徘徊。再如对于非公有制经济，解放初，“五四”
宪法允许一定范围内的剥削和私有经济的存在，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后来，随着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失误，使
宪法在此规定上走了很大一段弯路。六七十年代，由于“左”的路线错误，个体经济和私有制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于是公有制成了“七五”
宪法规定的唯一经济基础；后来“七八”
宪法稍有改变，“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许可范围内从事“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到“八二”
宪法则明确规定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但仍无私营经济的规定；1988年修宪才确立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后来随着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蓬勃发展，1999年修宪更是提升了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在非公有制方面，由于党的政策的变化，“五四”
宪法以来是一个逐步消灭私有制的过程，而从“七八”
宪法开始，则是非公有制经济逐步回归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