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现行“政策性修宪”模式的局限性（殷啸虎、房保国）
房保国
【关键词】政策性修宪 制度性修宪 殷啸虎、房保国
【全文】
论我国现行“政策性修宪”模式的局限性
殷啸虎 房保国
（殷啸虎：华东政法学院教授、
宪法与行政法学硕士生导师组组长、《华东政法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房保国：华东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200042）
[内容摘要]本文在对我国宪法修改进行历史考察和现状检讨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修宪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文章指出我国现行的“政策性修宪”模式存在重大局限，只有实现我国修宪模式的根本转变，才能真正发挥我国宪法的制度完善功能。
[关键词]政策性修宪 局限性
宪法修改与制度完善密切相关，
宪法修改以制度完善为目标，而制度完善又依赖于
宪法修改来予以确认。自新中国第一部
宪法即“五四”
宪法起，我国进行了多次的
宪法修改，其目的自然也没有背离制度完善的宗旨，然而，从历次修宪的实践看，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修宪往往成为政策变更的法律确认，却较少制度完善的内容（尽管政策变更中也包含有制度完善的内容，但正因为这种“完善”是建立在政策变更的基础上，缺乏根本性保障，一旦政策变更，制度也会随之变化，所以从本质上看，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完善是有区别的）。这种现状对于从根本上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宪政体制，显然会产生某些负面影响。因此，如何改变我国目前的修宪模式，使修宪真正达到制度完善的目的，无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
新中国修宪的历史，最早可以溯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为从“五四” 运动到新中国诞生的30年，也是中国人民探索、争取民主宪政的新时期。1931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宪政模式的确立，以后又相继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
宪法原则》两个
宪法性文件。而1949年制定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则起到了临时
宪法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颁布了四部
宪法，进行了四次“大修”和七次“小修”，
宪法修改次数是频繁的。但几乎每次修宪（无论全面修改，还是部分修改），都发生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比如，1931年的《
宪法大纲》制定于1928年的中共六大召开之后，1946年的《陕甘宁边区
宪法原则》制定于1945年的中共七大召开之后，“七五”
宪法则颁布于党的十大之后，“七八”
宪法通过于党的十一大之后，“八二”
宪法制定于当年召开的十二大之后；另外，1988年的修宪发生于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后，1993年修宪发生于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而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1999年的
宪法修改亦随之发生。可见，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说明，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往往成为下次
宪法修改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