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我国关于应回避“亲属”的规定甚为狭窄，一般仅限于“是本案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民诉中还包括“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而“近亲属”只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和同胞兄弟姐妹”，也就是说仅限于配偶、直系血亲与同代旁系血亲，而把大量的除兄弟姐妹以外的旁系血亲（如堂兄弟姐妹）和直系姻亲与旁系姻亲（如公婆与儿媳、姐夫、舅母等）排除在外，这不但与世界各国扩大亲属范围的潮流不相一致[18]，而且与我国十分重视亲情的传统不相协调。因此有必要明确扩大我国回避“亲属”的范围，而不能再依赖于“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的“大口袋”，因为它同时又受“可能影响对本案公正审理”的弹性条款的限制。
其次、“基于程序法的回避”是指特定主体基于程序法上的原因，退出诉讼活动。它包括两种情况:
一种是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或是有关部门当事人的代理人、辩护人等“一身兼二任”之情形；
另一种是相关主体在参与了本案一定的诉讼活动后，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诉讼程序的情况。这具体体现为：第一、参与过一案侦查、起诉业务，不得再参与该案的审判活动，；第二、在发生审判人员上下级调动的情况，曾参与某案一审或再审审判的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的二审或再审程序；第三、二审发回重审的案件，重审后当事人又上诉的，前二审程序的审判人员应予回避，以防止先入为主、产生预断[22]；第四、对于再审或二审裁定发挥重审的案件，原审审判人员应予回避；第四、再审案件，原来是一审的，按照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原来是二审或上级法院提审的，按照二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尽管对该两种情况的定性还有争议，但既然是“另行”组成合议庭，就有要求原本案人员回避之意，但这并不是部分人员的更换，而是全体人员的回避；第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1条明确规定：“参与过本案侦查、起诉的侦查、检察人员，如果调至人民法院工作，不得担任本案的审判人员”；“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得再参与本案的其他程序的审判”。该条第二款是对基于程序法回避的完整表述，但仅将其限于“合议庭组成人员”，而不包括独任审判员，难免具有局限性。
综上所述，我国关于回避条件的规定，存在诸如范围太窄，有关条文重叠，界定模糊，不易操作等缺陷。另外，`三大诉讼法中的规定也不一致，《
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过于原则，《
刑事诉讼法》中因“请客送礼”、“单方会见当事人”而引发的回避，民诉法与行政法中立法阙如。因此，基于确保诉讼公正的同一目的，有必要在立法中协调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