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教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学术风格上也是如此，上海人的创新意识是比较强的。
房先生：是的，汤教授，上海法学者的眼光较为敏锐，对法学前沿问题的感知和响应都比较快，比如就拿上海正在进行的生命法学研究来说，就颇具前瞻性，也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汤教授：所以，从整体上看，上海的法学者较多的面向国际，强调与“国际接轨”；而北京的学者较多的是面向京城，第一时间传达中南海的声音。
房先生：是的，汤教授，北京我也去过几次，逛了两圈，总觉得第一印象就是“皇家气息”太浓，“官气”较重。
汤教授：小房，应当说，这种文化氛围，也直接影响了北京法学者的研究风格。在口吻上，北京的法学者往往斩钉截铁，口气比较大，好像他/她本人就代表了“立法者”或者“官方”似的。
房先生：是的，汤教授，北京的法学者身在京城，“面南背北”，说起来话来理直气壮，这可能也是一种地理特征和文化底蕴的折射。
汤教授：因为在北京，各大中央国家机关都在那，地理位置上北京法学者得天独厚——哪部法律要修改了，哪个司法解释要出台了等等，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征询北京学者的意见，很少会大老远的从外地请其他法学者“入京商议”。
房先生：比如以前推出的“刑事诉讼上法修改草案”、“统一
合同法草案”、“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等等，都是北京学者牵头组织的。
汤教授：是的，小房，这样在信息的获取上，北京的法学者就非常迅捷。
房先生： 而上海作为一个“地方”，不是首都，很难享有这样的便利条件。
汤教授：是的，小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信息的不对称，上海的法学者信息相对闭塞，动作自然不如北京的学者那么快。
房先生：不过这也导致一定的弊端，比如北京有些学者老是围绕立法打转转，阐释“法律精神”，致使“解释法学”发达，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深入。
汤教授：不过这也是他们赚钱的一次好机会，一部新的法通过了，旧法修改了，他们就可利用这些内部消息，合情合理地获取商业利润。
房先生：是的，汤教授，以前我就听说过，一部法律在将要出台前，就有几十部关于这部法律的“释义”躺在了出版社的印刷机上“等候”出笼，一旦立法公布，这些“普法”教材马上可以派上用场，大批量发行。
汤教授：小房，在这些“财源”方面，上海法学者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
房先生：是的，汤教授。以前徐国栋在《法学》发了篇《
合同法的通过与中国社会的异动》的文章，描写在“
合同法”通过后，一大批教授穿梭于各大机场，忙于到各地“普法”、授课，而一批戴眼镜的研究生模样的人，由于拿到了“
合同法释义”的稿费，也在饭店里“大鱼大肉”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