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先生：是的，汤教授，上海的法学者还很难形成一个什么真正的“派”，尽管在诸多领域的“京派”、“海派”之争推动了整个领域的繁荣。
汤教授：不过，小房，我觉得，上海法学者作为全国性法学研究中的一个小“流派”还勉强称得过去，因为他们毕竟也有自己的特色。
房先生：那么，汤教授，您看这个上海的“特色”与北京相比有哪些呢？
汤教授：小房，比如说在写作风格上，上海的法学者一般比较敏锐、清新、明快（比如你们学校的郝铁川教授，往往善于抓住一个个火花，阐述开来），着眼于对策性研究；而北京许多法学者的论述则往往精深、抽象，着眼于理论的自足性和完美性。
房先生：是的，汤教授，这点我深有体会，就像陈兴良的《
刑法哲学》、梁慧星的《民法解释学》等等，都具有宏论的特征。在发现一个问题后，北京的法学者往往善于从宏观方面，提出“一个根本的解决”，而上海的法学者则往往善于从中观或微观的方面，侧重于提出技术层面的举措。
汤教授：或者说，小房，北京的法学者善于“务虚”，指导全局；而上海的法学者崇尚“务实”，重实惠，重实效。
房先生：比如北京和上海电视台的两档法制节目就充分显示这点——北京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暗含着通过对案件的解说，给一个“说法”，给一个“结论”的意思；而上海相应的栏目则叫“案件聚焦”，侧重于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案情。
汤教授：是的，小房，就拿现在国内两本沉默权的专著来说，北京的易延友《沉默的自由》就较为艰深，理论性强，而你的《你有权保持沉默》则通俗流畅，着眼于现实的考察。
房先生：见笑了，汤教授。我觉得京沪两地法学者在思维模式上也是有差别的。
汤教授：是的，小房。应当说，北京的法学者较多地侧重于演绎思维和概括性思维，从一般到个别，非常看重理论推演的周密性；而上海的法学者则往往重视归纳方法，就事论理，提出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
房先生：汤教授，从整体上看，北京的法学者崇尚思辨，抽象思维能力强，视野更为开拓，有“大气”，宏观方面把握较好；而上海的法学者应用能力强，着眼于中观和微观问题的把握，较少“号召”什么、“呼吁”什么。
汤教授：是的，小房，上海有句古话叫“螺丝壳里做道场”，一方面，上海作为一个“地方”区域，上海的法学者的活动空间相对小，视野有局限；另一方面，他们对每一件小事也往往能做得较为精细，有精品意识。
房先生：是的，汤教授，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描述“上海人”时就说，上海人“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这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