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教授：小房，事实上如此，不能回避，比如中国法学会下面的法理学研究会、
宪法行政法研究会、
刑法研究会、民法经济法研究和诉讼法研究会等等，这些分会的会长或总干事，有几个是上海的？这不是明摆的事实吗？
房先生：的确如此，汤教授，在这些研究会里，上海法学者担当的大多是“理事”、“副会长”或“副总干事”之类的位置。
汤教授：是的，小房，虽然“位置”不能代表一切，但还是能说明一定实力水平的。
房先生：不过，小房，外国法制史学会的“会长”就是我们华东政法学院的何勤华教授。
汤教授：小房，我不是说了吗，这是从整体而言的。在整体上，北京的法学者占据主导地位，上海的“名家”尽管也有一些，但缺少“领衔”人物。
房先生：汤教授，我觉得这和两地的文化氛围有关，在上海，市场经济的“诱惑”太大，“下海经商”的人多，安心做学问的人少。
汤教授：是的，从传统上看，上海毕竟主要是一个经济中心而非文化中心。
房先生：另外，两地的研究成果差别较大，我觉得还和出版和发表的机会有关。
汤教授：对的，小房，比如拿主要出版法律的几家专业出版社而言，像“法律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检察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等等，都位于北京，上海几乎没有专门出版法律著作的出版社。
房先生：是的，汤教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上海法学者及时把学术思想转化为现实的成果。
汤教授：另外，像《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国社会科学》等名牌杂志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等都位于北京，虽然不能说北京的法学者“近水楼台先得月”，但由于北京法学者的捷足，他们的名字在这些杂志上的“重见率”自然就高。
房先生：并且，汤教授，北京不仅是我国文化中心，也是我国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许多银行、国企、全国性公司的总部等都设在北京，北京的对外交流多，出国机会也多，加上出版发表的机会等等，就占有很大的优势。
汤教授：是的，小房，从整体上看，北京高层次法学教育的实力较厚，参与法学理论研究的人多，竞争意识强，形成了一定的“气候”；而上海搞法律的理论工作者太少，再加上上述这些客观原因和主观因素，导致了上海在整体水平上还很难形成能与北京相抗衡的一个“学派”，尽管我们在地理上可以称什么“海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