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对于现行法律有关陪审制的规定，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1983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将原来一审案件应当实行陪审制的规定，修改为 “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的或然性规定，实质上将陪审制的适用范围大大削减；二是除1979年＜＜刑事诉讼法＞＞外，1991年＜＜民事诉讼法＞＞和1989年＜＜行政诉讼法＞＞都未将陪审制度放在“总则”作为基本制度规定；三是现行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将“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的规定写在“由审判员、陪审员组成合议庭”的前面，这至少都表明了立法者对陪审制的轻视态度。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我国的陪审制度缺乏
宪法依据，现有的规定也都显示了立法者不重视的态度。陪审制已走到了自己的尽头，下一步的发展，就是将这一制度从立法中完全清除。
第三、 我国的陪审制度丧失了现实基础，已经完全地被“异化”掉了。
陪审制在我国的实践，愈益暴露出更多的缺陷和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现行法律关于适用陪审员审理案件范围的规定不明确，导致法院的随意性太大。《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10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将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的范围限于一审案件。但对哪些一审案件陪审员参与审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完全由法院自行决定。法院可以邀请也可以不邀请陪审员参加审判，即使完全由审判人员进行，也不违反法律规定。这就导致实践中许多法院为了“方便”，根本不请陪审员，由清一色的法官进行审理，真正吸取陪审员审理的案件非常少，从而导致陪审制流于形式，成为摆设，最终名存实亡。
（2）陪审员的任职条件太低，不能保证陪审员的高水平、高质量。＜＜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8条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没满23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这种规定太宽泛，导致操作中的随意性。实践中，法院往往从工厂、街道、单位、村民中选拔陪审员，而这些人员大多文化水平太低，接受教育太少，对法律或一些专门知识一窍不通，难以胜任陪审工作，而法院审判是一项严肃、神圣的事业，应对陪审员有严格的要求。另外，还有的法院选任陪审员时倾向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是党政干部，这导致陪审制度产生“官化”倾向[10]，使陪审制度起码的“平民”、民主色彩也丧失怠尽。
（3）陪审员的产生程序不规范，难以保障司法公正。实践中，陪审员的产生方式非常混乱，有的由基层人大选任，有的由法院直接聘请，有的由法院推荐人大任命，有的地方则由有关单位推荐，产生方式可谓五花八门，异常混乱。应该说，这些方式问题很大：由人大选举，陪审员往往“排不上队”；由法院聘请，法官常会依据自己的好恶与亲疏关系的远近来选择，从而使陪审员失去对法官的制约；由法院推荐人大任命，实际上使陪审员“半职业化”了；若由单位推荐，而单位推荐的人往往是在工作中可有可无甚至是无法管理的人员。另外，对于陪审人员，当事人无权进行选择，这也违背了程序的选择性原理。[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