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日本，曾借鉴英美的经验实行陪审制，1923年公布陪审员法，1928年开始实施，但二战后，陪审法被废止，至今尚未恢复。
可见，无论是实行“陪审团制”的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实行“参审制”的大陆法系国家，都在削减陪审制的效用，陪审制度显示出一种普遍衰微的趋势。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完全没必要逆国际潮流而动，倡导什么陪审制度的“加强和完善”问题。
（二） 从陪审制的实际运转看，我国的陪审制度存在着难以克服的致命缺陷。
如果说上述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还不能为我国陪审制度的废除提供科学的理论根据的话，那么，我国陪审制度的现实运作则为我们坚定这个决心，提供了充分的正当化理由。具体说来，我国的陪审制度存在（但不限于）下列重大缺陷：
第一、 我国的陪审制缺乏历史基础，总体上处于萎靡状态。
陪审制度作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在中国古代的审判，由各级职掌审判的官吏担任法官，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制度。实际上，我国的陪审制度相当于大陆法系的“参审制”。1906年，在沈家本等人主持下修订的《大清刑事
民事诉讼法》确立了陪审制度，但并未得到实施；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制定的《参审陪审条例》，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也终未得到执行。
新中国的陪审制度源于革命根据地时期制定的一系列裁判法规，比如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中的第13、14、15、19条，就具体规定了陪审制度。但之后我国的陪审制历经曲折，经过了“两起两落”：1954年的《共同纲领》、1954年的
宪法及同年颁布的《
人民法院组织法》，都对陪审制度加以了规定，50年代我国的陪审制度迎来了它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此之谓“一起”；但此后由于受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陪审制度倍受摧残，在1975年
宪法中被取消，陪审发展进入低谷，此之谓“一落”；“文革”结束后，1978年《
宪法》第
41条，1979年的《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10条、《
刑事诉讼法》第
105条，以及1982年的《
民事诉讼法》（试行）又都规定了陪审制度，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陪审制度迎来了它的第二春，此之谓“二起”；但之后由于法律规定的过于原则，把陪审制度由“必然性”适用改为“或然性”适用，加上其自身的固有缺陷，导致“陪而不审”、“审而不议”，陪审制度越来越趋于表面化和形式化，被法院和社会所冷落，进入沉寂发展时期，此之谓“二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