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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废除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的陪审制度存在重大缺陷，陪审员参审活动少，“陪”而不审，“审”而不判，陪审成“陪衬”，陪审形式化，陪审员整体素质低，在现实中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与其如此，不如干脆废除。“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人民陪审制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正是其自始弱点和我国法律体系不相容的体现，正是由于这些根源，对其任何的改革措施都是无能为力”；因此，“法律规范和制度应社会发展规律而存之，人民陪审制走完了它应该走过的历程，它的存在已无实际意义，应当逐步加以取消”。[3]
（三）“改革完善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基本肯定陪审制的同时，正视我国陪审制度面临的缺陷，并从陪审的适用范围、任职条件、任职期限、选任方式、职务保障和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出完善的建议。
笔者认为，关于我国的陪审制度应否保留的探讨，应当进行具体实证地的分析，而不宜想当然地选定哪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的讨论“应以现实为基础，而不能仅以理想状态的设想为前提”[4]，不能以理念中的“陪审”来聊以自慰；同时，任何一项制度的设计，都应考虑其自身的价值，透视其现实中的实效，防止制度“异化”的产生。基于上述两个视角，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主张我国的陪审制度应当废除。
二、我国的陪审制度没有存在的必要性，这是因为：
（一） 从国际发展的潮流来看，陪审制度呈现出普遍的衰微趋势。
陪审制度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它是在古代审判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项诉讼制度。当时在雅典设置了被称为“赫里埃”的公民陪审法庭，在古罗马也设置了类似的陪审法庭，专门负责处理刑事案件。但由于神明裁判制的存在，这种审判制度在当时并不占主导地位，后来由于雅典民主制度的衰落和罗马共和制沦为帝制，陪审制度的“嫩芽”也就逐步消亡。
此后，西方陪审制度的发展中心就从欧洲大陆转移到不列颠群岛，并逐步流变成现代陪审制度中的英美“陪审团制”和“大陆系中的“参审制”。下面就对实行这两种陪审制度的国家逐一分析。
首先、关于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
1066年，诺曼征服英格兰后，也将诺曼人在审判中设立陪审团的古老习惯带到英国。1164年，亨利二世在其领导的司法改革中颁布了著名的《克拉灵顿诏令》，确立了兼具指控和审判双重职能的陪审团制；1275年爱德华一世颁布《韦斯特明斯特诏令》，将专司控告犯罪的大陪审团和进行事实审理的小陪审团相分离，至17世纪逐步形成一套程序。
但英国的陪审制度至近代以来一直受到各方的批评并逐渐衰落。19世纪，由于专门负责犯罪侦查和起诉的机构相继出现，大陪审团中的侦查职能和起诉职能被取消，仅剩下一个预审职能，但后来这一职能又被20世纪的治安法官所取代。1948年，大陪审团最终彻底退出英国的司法舞台[5]。同时，小陪审团的作用也日益萎缩，参与审判的案件越来越少；当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90%的刑事案件并没有陪审团参与，对于民事案件，仅1%的案件陪审团参与，对于所有的案件来说，陪审团参与的仅占5%。可见，现在英国陪审团已不发挥多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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