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医疗合同-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1、医疗合同对缔约主体资格的限制性
　　市场经济下，合同主体的资格较宽松，政府基本上不作任何限制。但是由于医疗行为需要特别知识的性质，使其具有严格的排他性。这种限制性表现在医师名称使用及医师业务执行两个方面。医师名称使用指非领有医师证书或专科医师证书者，不得使用医师或专科医师名称；医师业务执行指不具合法医师资格者，被禁止擅行医师业务。因为医疗关乎患者的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危，不具备专门医学知识不得为之，故以证照制度排除未受足够教育、训练者行医。
　　2、公法上的规定对医疗合同的意思自治形成一定的限制
　意思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有选择对方当事人、决定合同内容、修改变更合同等项权利，不受公法干涉。医疗合同作为私法上的合同，其当事人应享有这些意思自由。但由于医疗行为的道德性，使当事人尤其是医方的意思自治受到公法的约束。日本医事法规定，对于患者请求诊疗的要约，医师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即使患者要求诊疗的疾病不属于该医师的专业领域，也不能拒绝。公法上“强制缔约义务”的规定是立足于医师负有治病救人的社会职责，为了充分保护患者的生命健康权。此外，在决定和变更合同内容上也对医方作出了限制。
　　3、医疗合同在合法性的同时兼具道德性
　　医疗具有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特性，医师的医疗行为必须受到医疗道德或医学伦理的规范。医学伦理起源极为久远，最著名的属《希波克拉底誓言》，“余必依余之能力与判断，以救助病人，永不存损害妄为之念”，这是每个医学院学生毕业时必须宣读的誓言。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界对于医疗行为的规范有所充实与改进。世界医学协会1948年通过的《日内瓦宜言》，要求医师“吾必本良心与尊严而行医”，“吾最关心者，为病人之健康”。1964年的《赫尔辛基宜言》亦将“保卫人民之健康”作为医师的使命。
　　医疗道德规范作为行为者的自我约束机制和社会的评价体系，已大量上升为法律，医师的道德规范成为医师所负的义务，如诊疗义务、转诊义务、说明义务等。此外，新医学技术与观念的引入，在医学伦理领域中反映出新的问题。如优生保健、试管婴儿、脑死亡、安乐死、器官移植、艾滋病等，引起社会大众和立法者的严重关注和思考。
　　4、诊疗债务的专门性和当事人双方的不对等
　作为医疗合同给付内容的诊疗行为，要求高度专门性的知识和技术，这一特点决定了医疗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能力上的不对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医师是医学上的专家，而作为另一方当事人的患者则通常是缺乏医学知识的普通人，这就意味着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患者，因不了解基于合同的医师所应该履行的债务即诊疗本身，而不能约定诊疗的具体内容，只能期待医师出于良心和道德实施医学上认为是适当的诊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