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活法”的广泛出现，提出了与国家法整合的需求。国家法与“活法”的长久性分裂，导致的问题是：法律制度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统一的社会代价体系，形成一个代价统一的社会。代价背离，会极度削弱亨廷顿指出的“制度的利益”。笔者甚至揣度，代价混乱的社会，存在制度“权威性”丧失的可能。
　　这就是性产业合法化，在制度整合、代价统一的角度，出现的需求。当然，为了代价统一的目的，也可以消除“活法”的实际效力，严厉整肃“非法性产业”。但是，从“经济评估”的角度，后一种办法，导致数千万人失业，已经投入的庞大的社会资本运转失灵，也可能引发市场需求方面，出现“短缺供应的综合症”。这就是讲，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性解放运动，最大的地下性交易社会，吸纳的社会成本，现今的社会，是否还具有偿还、补偿的能力，已经是一个问题。但是制度，为了维持必要的权威性，必须作出社会行为代价设定的选择。这是获取制度利益的唯一方式。需要强调的是，拖延损害制度权威。
　　 2、性权利，一种必要权利设定
　　人重要的是具有参与社会交换的权利。每个人根据其能力，选择利益可预期的社会交换方式。知识经济下的知识占有者，以知识参与社会交换；资本占有者，以资本的运作，参与社会交换。对于稀缺这两种交换能力的人，通常只能以体力实现社会利益。
　　具备社会良心的的人，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知识与资本占有者具有高度社会交换利益，个体利用智力包括话语能力获利的情形下，“弱势”的人们，在不占用他人资源的方式下，进行性的交易，希求获取高于体力劳动的社会报酬，一定是“邪恶”吗？如果这样的交易，以控制社会费用的方式进行。这样的社会交换方式，不带先入之见，不用夸大的想象，扩大其社会代价，是否也具有“权利均衡”思考的余地？关键的问题是，无论承不承认，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性资源市场化的社会中。
　　部分女权主张者，在人权的角度，提出的性交易权利问题。李银河指出，女性具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但是，这样一些表达，容易被歧解，被认为是主张性的放纵和自由化。许多人表达了对自由性权利的怀疑。但是，有没有设定一种必要、合意认可的“性权利”的可能性？也就是为假想中合法的性市场，设定一种规则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坦荡地接受性权利是人类一种自然权利（超越于动物能力的合理均衡权利设定），厘清了性市场参与的合法性界限，是否可能为14岁以下的幼女，提供出法律保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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