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大怎么监督？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人大行使监督权可以采取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提出询问和质询、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罢免、视察等形式，这些形式从法律规定看，既适用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也适用于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但在具体运用时应当有所区别，不能等同对待。下面就法律规定的几种人大监督方式在对司法监督中如何运用，谈几点粗浅意见。
（一）各级人大是否每次会议都要听取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两院工作报告后是否必须作出决议？
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每次会议都要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并作出决议，这既是
宪法的规定，也是人大行使监督权和重大事项决定权的重要途径和形式。因为行政管理有比较大的灵活性，政策性较强，容易发生权力滥用，因此必须加强经常性的监督，重大政策必须经过人大批准方可付诸实施，以免因政策失误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是其一。其二，行政行为既有针对具体个人的具体行为，也有针对全社会的抽象行为，因此，如果违法，往往容易造成全局性的损害，所以必须适时进行监督，发现违法及时纠正。其三，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行政首脑的作用很大，不同的行政首脑，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会截然不同，因此，必须加强对行政首脑的监督，避免专断。总之，政府经常向人大报告工作，接受人大监督，有利于人大经常地将群众对政府的意见反映给政府，适时调整政府工作方针，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人大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后，有权力也有责任作出决议，以表明对政府工作的态度以及对未来工作安排的意见。如果人大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即表明对政府工作的肯定和支持，有利于增加政府权威和凝聚力，提高政府施政能力；如果人大没有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即表明对政府工作不满意或者对未来工作安排不认同，政府首脑就应当进行反省，重新调整工作安排，必要时还应当进行人事调整，以取得人大支持。
但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不同，司法机关行使职权受严格的法律规制，强调证据，虽然司法机关适用法律也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自由裁量空间很小；司法机关处理具体案件，涉及的只是当事人双方，案件审判不公，虽然社会影响很坏，有的也很大，但直接受损害的是当事人；还有，司法机关不实行首长负责制，法官、检察官相对独立行使职权，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对法官、检察官的影响很有限，难以对全部审判工作、检察工作承担责任，特别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不是领导关系，更无法对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承担责任。因此，法院、检察院向人大报告工作，主要是在工作中遇有重大问题时才报告，比如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或者根据人大决定、决议进行司法改革的情况，或者有重大司法政策调整时，才需要向人大作工作报告。从实践情况看，虽然１９５４年
宪法明确规定，法院、检察院要向人大报告工作，但５０年代，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只向全国人大作过一次工作报告，即１９５７年的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听取审议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并作出决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于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两次听取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但没有作出决议。１９５８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作出决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不再向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出工作报告，之后，全国人大再没有听取两院的工作报告，一直到１９６５年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才再次听取了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最高法院则只提交了书面报告，并对两院报告作出决议。“文革”后，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１年听取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并作了决议，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２年是书面报告并作了决议。１９８３年以后，每年都听取报告并作决议。以上演变过程说明，人大并不一定每次会议都要听取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听取工作报告后也不一定都要作出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