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乡村自治利用村里的乡绅推行道德教化，如汉代的乡里教化，“汉文帝诏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遗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于移民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拟于成康之盛也。” 推行道德教化，使得乡村自治安于现状，而不可能向国家夺取更大的自主权，推行道德教化，使得乡里重视用调解或和解等方式，采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式处理纠纷，而不主张用诉诸法律的方式解决争议。所以，乡里组织的自治权并不是一种司法权，而是调解权。这种调解权也不可能产生出具有现代宪政意义的制度出来。
　　要相获得具有宪政意义的制度，就必须有一种契约的观念，通过契约的方式将国家的各种制度用权利义务的观念规定下来。西方的城市自治是一种特许状，是将国王授予城市的种种特权写在白纸黑字上，令其无法反悔，或令其反悔后，遭受道德上的不利。这种契约观念恰恰正是中国的乡村自治所缺乏的，如秦末刘邦项羽争霸，曾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割鸿沟而东者为楚，即所谓楚河汉界之始谓，但旋不久，项羽东归，汉王进兵追之， 可见契约观念之一斑。而汉王恰恰是农民出身，原为乡里的一亭长。契约的观念只能产生在商业领域，而农业更多地依赖于气候和环境，劳力而作，往往形成农民淳朴、胆小又狡计的性格。马克思就曾经说过，农民是一个需要有强有力行政权保护的阶级。在行政权的保护下，不可能产生对行政权的叛逆。
　　中国农村的势力也往往不仅仅限于农村，从农村中出来的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一般同农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直到现在，即使经过共产党的剧烈的农村改革，还是如此。农村的宗族组织非常严密，有祠堂，有族长，有祭奠祖宗的仪式。所以，中国的农村虽然是一个敞开的社会，从中分化出其他的阶层，但通过认同同一祖宗的方式将大家联系在一起。中国农村有很多人通过考取科举获致功名，所谓“朝为读书郎，暮登天子堂”，而跻身于官僚阶层，由于中国古代实行回避制度，官员不得在本地为官，但这些官员的亲属、土地和房产都留在乡里，所以离退休后的官员，或者未到年龄主动退出官场的官员，都最终是回到乡里了，还有些在官场不如意的官僚暂避乡里，隐藏锋芒，等待时机再起。此三类人在乡里往往是乡里的显赫人物，虽然他们其中也有些过着隐居生活，但他们对乡村自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从官场上回来，深谙官场的圆滑之道，在乡村自治中不可能带领乡农去向政府争取更多的自治权，不可能向自己所在的官僚阶层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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