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 韦伯在他的《儒教与道教》里认为：在中国古代，也存在着城市自治和农村自治。 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作为一个外国人，因为不能深入其中，只能根据本国的特点看待外国的特点，往往会产生似是而非的感觉。在中国古代，不存在着城市的自治，在中国古代，最多只存在着如韦伯所说的少许的城市行会，但与城市相比，中国的农村却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乡村自治。韦伯也认为，中国的农村“从法律上和实际上具有了地方自治体的行动能力，这种职能正是城市没有的。乡村，而非城市，是村民利益范围内的一个有实际防御能力的联合体”。 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的乡村自治却不象西方的城市自治一样，产生出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制度来，或者说中国的乡村自治能否构成现代意义
宪法的一个重要历史渊源？
至少在中国的周朝，据周礼记载，已经出现了国野之分，国为国都地区，野为国土之外的地区。野中设六遂，曰：王国百里为郊，乡在郊内，遂在郊外，六乡谓之郊，六遂谓之野。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乡正式成为乡里基层组织的一级单位，从原来的位高于州的行政区域划分移至县下，在乡下设里或邑。如史记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村的名称。村可以认为萌芽在先秦时期，当时有所谓的聚落，如秦国商鞅变法，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战乱不息，社会动荡，老百姓背井离乡，四处逃难，原来的里就多有废弛者，随着新地的开发，人数越多，形成了新的聚落。这些聚落与原来的里有很大的不同，就被冠以村的名字。 至南齐，还出现了村长的名称，如废帝海陵王于延兴元年诏曰：诸县使村长路都防城直县，为剧尤深，亦宜禁断。 但此时的村还不是基层行政单位，而多指一种居住场所，用我们现在的法律用语来说，是自然村，而不是行政村。至唐时，村成为乡里组织的一级单位，设有村正一职，而且依村之大小对村正员编制有所变动。如当时的大唐令规定：“在邑者为坊，别置正一人，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满十家者，隶属大村，不须别置村正。”
在中国古代，县以下的乡村基层单位为县提供了政治经济的基础，但乡村不入官职品级，他们负责清查户口，维持地方治安等日常性事务，没有处理民事纠纷的权力。 所谓九品芝麻官，指的是县令，而县令之下的，则不编入国家的行政系统。中国的王权利用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为了减轻国家控制社会的负担，尤为重视育民和教民，如在汉代，“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 由乡里百姓举荐，后由统治者选任，以便取舍。至唐代，乡里的里正、村正之选任，则改由县令完全掌握控制。至宋时，王安石推行保甲制，兵民合一，忙时务农，闲时习武，乡里制度也由原来的乡官制度改为职役制。 所以中国的乡村自治从宋代推行王安石的保甲制度开始，直至清代，政权从乡镇退缩到县级，县为基层行政区域，乡不再是基层行政区域。县以下实行乡村自治。比如县级政权以上，实行地区回避，而县级以下的保甲制度须是本地域内的居民，有些乡民为了能在他乡得到此一职务，不得不移居他乡，另立宗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