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林桂池索贿500元的问题
1984年8月被告确有向林宝顺等提出要入股做红鲟生意，被告确实也接受了500元的分红款，但认定其是索贿则根据不足。因为：
1、被告虽未投资，但林宝顺三兄弟同样未投资，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借贷，因此该合伙有其特殊性。当事人未约定股金的多少，却规定了分红的比例。
2、被告有参与合伙的劳动，例如：装车、搬运等，而且第一批货就是由被告亲自押送到深圳交货结算的。
3、根据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46条：“……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之规定精神，结合本案，未约定股金，而且当事人确有参与共同劳动的事实，不宜认定系空股。挂名空股应指那些既不付资金，也不参与劳动，不承担风险而领取工资、分红款的做法。
四、 起诉书认定的分红款数额不实
起诉书认定：1984-87年被告先后三次接受翁俊英等人“贿赂”人民币17982.09元。实际上被告仅从翁等人分得分红款二笔，即第一笔4，000元和地二笔借款7，000元后转化成分红款，共计11，000元。外加1989年3月翁拿给被告的2，000元分红款，总计13，000元。从账面上被告应分得分红款一共三笔，共计15，203.50元。而起诉书把被告未收到的6，982.09元及借款7，000元和林朝阳的工资600元均列入“赃款”，理应予以扣除。
辩护人认为认定被告领取了6，982.09元分红款，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因为：
1、被告始终不承认领取了这笔款项，也未在该分红表上签字。尽管被告在第三次分红表上也未签字，但被告却承认领取了7000借款，而由分红款冲抵。
2、证人翁俊英在1990年3月12日（见P57）说：“林桂池向郑辉龙预借了3526元；余下的3456.09元是我拿给林桂池的”。但郑辉龙证实他并未借给林桂池3526元（见卷宗P65、1990年4月6日，郑之证词、1990年5月24日律师对郑辉龙的询问笔录）。
3、证人翁俊英，今天作证时亦无法说明何时、何地将3456.09元交给林桂池（见1990年5月24日律师询问翁俊英笔录）。
上述事实说明，无法证实被告收取了6，982.09元这笔款项，也不能排除翁自己冒领了该笔款项。
辩护人认为，属于林朝阳的工资600元，及被告未领取的6982.09元理应退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