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称警察出庭作证在大陆法系国家直接来源于刑事审判遵循的“直接言词原则”，而英美法系国家直接来源于“传闻证据规则”。参见马贵翔：《侦检关系的本质及其改革》，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8期，第8页。
龙宗智：《中国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现状评析》，载《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年第5期，第76页。
龙宗智：《中国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现状评析》，载《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年第5期，第75-77页。
参见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从近几十年来各种刑事诉讼法学以及证据学教材来看，该观点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这些基本特征亦可以看作是证人必须具备的条件。
参见陈一云主编：《证据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该条规定：“当庭出示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应当先有出示证据的一方就所出示的证据的来源、特征等作必要的说明，然后由另一方进行辨认并发表意见。控辩双方可以互相质问、辩论。”
该条规定：“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物证，应当对该物证所要证明的内容，获得情况作概要的说明，并向当事人、证人等问明物证的主要特征，让其辨认。宣读书证应当对书证所要证明的内容、获取情况作概括的说明，向当事人、证人问明书证的主要特征，并让其辨认。对该书证进行技术鉴定的，应当宣读鉴定书。”
该条规定：“在法庭审理中，对案件的程序事实存在争议的，应当出示、宣读有关诉讼文书、侦查或者审查起诉活动笔录。”
《规则》第
343条规定：“公诉人对于搜查、勘验、检查等侦查活动中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需要负责侦查的人员以及搜查、勘验、检查等活动的见证人出庭陈述有关情况的，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其出庭。”
该两条司法解释均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根据供述“制作”证据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云南省富源县1995年发生的姚泽昆等四青年被刑讯逼供案便是如此，公安机关在刑讯取得口供后，又制造证据使四人被定罪的案件便是其中典型一例。
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上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第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