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法治建设初期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严格执行法律也许比任何人为地在法律之外搞所谓“创新”都重要得多；司法实践中任何活动均应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否则，再好的愿望也会走向其反面。因为我国宪法已明确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法治原则成为
宪法性准则。因此，一切司法活动都应当坚定不移地遵守法律至上原则，使法律成为司法活动的唯一上司，任何没有法律依据的“试验”、“遍地开花”式的恣意造法都是与法治原则背道而驰的，都应当毫不留情地予以抛弃。司法机关只有严格执法，才能使人们真正形成对法律的合理预期，法律才会受到人们的信仰，否则，法律将会形同虚设，法律的权威性也将会受到致命打击，到那时，建设法治国家犹如空中楼阁。
也许，有人认为“既然改革就应打破陈规，大胆地闯、大断地尝试”，我们认为，这用在经济改革或许合适，但套在司法改革头上未必对路。正如某著名律师精辟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可以在局部地区、部分主体之中进行试验性推行。司法改革则不具备这种条件。司法的统一性以至法制的统一性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变通的原则。司法改革的进程可以是阶段性的，但改革措施的实行不可能是局部性的。‘凤阳小岗现象’不可能、也不应当出现在司法改革之中。由此可以认为，尽管司法改革需要各级司法机构的积极性，也尽管司法改革的着眼点也在司法机构本身，但司法改革的基本路径或时序应当是‘由上而下’，亦即从总体上设计和指定改革现行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的基本方案，并逐步推进与实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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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如在天津，从开展简化审以来，以往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一两天的开庭时间，适用简易审之后，大部分缩短至一小时以内，参见2001年9月24日的《检察日报》；在北京海淀区法院，过去需要用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庭审，现在基本上都能在一个小时以内结束，参见2001年10月8日的《人民法院报》。
孟德思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版，第154页。
近几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出现的“隐形法律”、“隐形诉讼”或许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对此可参见王超：《论隐形程序》，《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年第1期，第88-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