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有学者认为，“我国刑诉法就一审普通程序的规定具有比较原则的特点，法律规定了一审程序的基本步骤，但一般未限定具体的操作方式。因此，在遵循基本步骤、符合基本要求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具体处理方式（即简易审），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④]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从各地司法机关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并非如此。例如，根据简易审的做法，合议庭开庭之后可以不告知被告人享有申请回避、辩护、最后陈述等诉讼权利，这就明显同《
刑事诉讼法》第
154条、第
159条、第
160条的规定直接相违背。[⑤]又如，根据《
刑事诉讼法》第
160 条的规定，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定罪量刑都可以展开辩论，但按简易审的做法，控辩双方往往只能就量刑情况进行辩论。
二、简易审的适用前提与基础于理不合
根据简易审的做法，简易审适用的前提是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且对有罪供述有明确的认识，从而出于自愿地同意简易审；适用的基础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⑥]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首先，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是否出于自愿难以判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审讯过程中，被告人由于生理、心理和客观环境条件的原因可能导致其在感知上失真，或者对犯罪事实情节及作案经过等在回忆方面存在错误，甚至受审讯人员不恰当暗示的影响，可能形成对客观情况的错误，即心理学上讲的误供（mind of erroneous statement of the accused）。其二，由于我国大多数刑事被告人没有受过法学教育，普遍缺少必要的法律知识，而且这些被告人相当一部分又没有聘请律师作为辩护人，因此，他们实际上很难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做出正确的理解，从而按照其本来意思同意简易审。其三，实践中，由于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辩护律师没有讯问在场权，从而导致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一直是暗箱操作。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采取拘留或逮捕之后，就开始与外界失去联系，完全处于被控制状态，任人宰割的地位。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采用“疲劳战”、“车轮战”、骗供、诱供、逼供、“两规”等非法方法获取被告人口供的现象比较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