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一般而言，凡涉及国际海运的买卖，买方均可保留目的港甚至内陆目的地的复检权，尤以象征性交货为然。例如《华沙牛津规则》第19条、英国《货物买卖法》第34条、美国《统一商法典》2-513（1）（2），《中国
进出口商品检验条例》第
7条，及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第38条，均明确规定了目的港的复检权。若将复检权视同卖方对货物品质担保期限，势必使国际贸易条件变得毫无意义，势必使得风险转移的法律规则变得形同虚设。因此，国贸的主张是十分荒谬的。
6、复检目的在于验明货物是否与合同相符，取得索赔依据。一般而言，复检结论可判明货物到岸品质、数量，对于货物内在质量，诸如货物的成份、含量、机器之性能等，即货物的外观质量，诸如货物之规格、花色、外包装材料、式样等，当然亦可能推定装船时货物之状态，因为此种不符一般均是由于交货时不符造成，而不太可能由于外因所致。但是，对于可因外因及货物固有瑕疵等影响货物品质的，除非有充分旁证印证，仅复检结果并不足以证明货物装船时的品质。本案鱼粉若真的生虫，其可能性至少有：（1）卖方交货时已生虫或已有虫卵（以智利有此种虫为前提）；（2）船上有虫源；（3）中途港受污染；（4）因鱼粉易生虫的固有瑕疵所致；（5）目的港码头受污；（6）目的港仓库受污。因此，除非国贸能证明在智利装船时鱼粉已生虫或已有虫卵，联中没有任何责任。
四、国贸迄今不仅未完成任何一项法定的举证责任，而且国贸所举的鱼粉生虫、熏蒸、转售等证据有相当一批是刻意制造的伪证
国贸的诉讼主张是：索赔由于鱼粉生虫、熏蒸，致使延误销售所致的百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因此，其必须举证证明：（1）鱼粉装船时已生虫或已有虫卵，或能推论出装船时已生虫或已有虫卵的排它性结论；（2）鱼粉实际进行了合理的熏蒸；（3）延误销售是因为生虫熏蒸所致；（4）其所受损失与鱼粉生虫、熏蒸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上述四项举证责任缺一不可。然而遗憾的是，国贸在一审长达四年期间，未完成任何一项举证责任，在上诉审理期间，同样令人吃惊的时，国贸仍旧对举证责任只字未提。依谁主张，谁举证之原则，理应驳回国贸的全部诉讼主张。
（一）联中已证明鱼粉装船时，上海港卸货时，及厦门港船上均没有任何活虫，国贸未证明鱼粉装船时有虫或有虫卵，更无法推论出鱼粉装船时有虫或虫卵的排它性结论，依现有证据是否真的在目的港生虫不能认定（此点已在前面充分论证）。
（二）不存在鱼粉熏蒸两个月的事实。
1、本案起因于所谓生虫，关键则是熏蒸，按国贸的说法，由于熏蒸花了两个月，延误销售致107万美元巨损；
2、查我国有关检疫法规《操作规程》第15条，熏蒸消毒应由检疫所监督，熏蒸应放虫样，以便检测熏蒸结果。放虫样是属检疫所之职责，只有检疫所有权决定熏蒸是否成功。上述内容为颜金村所肯定（见证据24），也为熏蒸队长洪天赐当庭证实（证据25）。
3、检疫记载表载明：检疫所元炜、火财两人于1989年8月12日—14日和8月16日—19日两次在湖里仓库放虫样检测熏蒸效果，8月19日熏蒸成功（证据2）。证人颜金村证实：依检疫法规，熏蒸成功后检疫所有义务主动放行（证据24）。但该所却于38天后才放行。颜金村当庭辩解：“是迟了些但无关大局，这是小事”（证据26）。而国贸则是迟至1989年10月9日才通知联中检疫所已放行（证据27）。
4、熏蒸队出具的正式熏蒸证载明熏蒸日期为8月18日—20日和9月28日—30日（证据28），与上述检疫所监控的日期不符，且第二次熏蒸竟在9月26日检疫所放行之后进行。然而，国贸1989年8月29日传真曰：“由于租用仓库不合熏蒸要求，须另租仓库（昨已开始移仓）熏蒸未完成”（证据29）。9月2日国贸又传真说：“因仓库不合格，须另租合格仓库造成移仓费，熏蒸未完成”（证据30）。9月12日国贸再次传真云：“熏蒸队看了仓库，认为不合要求。理由是无法密封，仓库须移仓，我司尚无法找到合乎熏蒸要求的仓库。鱼粉熏蒸杀虫处理尚未完成”（证据31）。刘温实当庭证实：“移仓是8月27日—9月1日，不可能在湖里熏蒸，鱼粉是在农资仓库和饲料库熏蒸的”（证据32）。洪天赐亦当庭证实：“湖里库很大，我认为不适宜，我建议三库并两库，后把货移至机场，故是在机场和农资库熏蒸的。”“移仓肯定是熏蒸开始之前，不可能熏蒸开始后移仓”（证据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