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的产权关系的改变将减少对政府服务的需求，契约可以借助民间约束来实现。这将增加对立宪和立宪改革的要求，增加对这一方面法律及政府服务的需求。仅转换政府职能是不够的。必须以立宪改革为基础。整套规则是不可分的，修宪是
宪法的整体习惯改善，必然导致一种激进式的改革，政府在一夜间会失去其合法性，社会的分工交换必然陷入混乱 。而渐进式的改革，政府必然倾向于强化政府在旧体制下的职能，又被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强化，改革的阻力会非常的大。因为改革就是尊重既得利益者的，否则就不是改革了，那就是革命了。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中国不可能短期建立一个以保护私有产权为核心的
宪法、法律和政府。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中国的改革将走向何方，还是维持现在的一个渐进主义的、实验主义的不死不活的现状？
一种受推崇的看法认为，人类历史上最丑恶的一段的特点是专制的泛用和受强有力的政府的控制，如果要自由出现并存在，就必须把政府限于其立法和道德的工作。 中国的入世是预言了中国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开始。全球化时代会使政府失去其垄断地位，许多的环境将会改变。现在的中国，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其实在逐步的建立。那么国家政府之间的竞争机制也在形成。一个全球化的公民社会的建立揭开了序幕。政府也将逐渐接受产权、信誉、竞争的限制。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中国的改革，全球拭目以待。
【注释】 引自Douglass North的谈话，原文见迈克尔•帕金《经济学》
内容见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
见汪丁丁《为〈读书〉写的经济学（之一）》，《读书》1995年7月
见亚当斯密《国富论》
张维迎《市场秩序的信誉基础》，见《产权、政府与信誉》一书
主要内容见张维迎《政府管制的陷阱》，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3月
见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社会成本问题》
见迈克尔•帕金《走近经济学大师》，第80页
见汪丁丁《企业家精神，贪污腐化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表于《明报》1995年4月20日及21日
见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
张军《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民间的创新》，见《话说企业家精神、金融制度与制度创新》一书
见汪丁丁《委托—代理关系：国有和非国有差异何在？》，《经济学信息报》1995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