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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纳也以他的经济分析为对抗制进行了论证。他认为，许多案件判决最终结果都在于资源分配是否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效率，而这种效率通常是由市场决定的。在市场决定的成本超过法律决定成本的情况下，这一问题就取决于诉讼。作出判决的准则是相同的，作出判决的程序又怎样呢？在这里又可以见到市场与法律之间的惊人的相似，但又有一些明显的差别。
“也像市场一样，法律程序的实行主要依靠以经济上自我利益为动力的私人，而不是利他主义或官员。”（26）对不法行为受害人支付损害赔偿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给予他承担法律实施重任的刺激。这样，国家就可节省警察、检察官等官员的力量。他们的动力不如原告来得多，他们的经济上的自我利益只间接地受到具体案件的影响。所以，为保护私人活动权利的公职人员数量大大少于规定这些权利的法律所调整的活动数量，正如市场运行的公共雇员的数量少于市场所组织的活动一样。
再有，“法律程序也像市场一样是竞争性的”（27）。由于不准单方接触的规则以及实行盘问权等制度，对抗制就使法庭处于一个消费者的地位，它必须在两个决心很强的销售人的类似货品之间作出选择。法律上分配程序是受原被告双方为争取法庭好感的竞争所支配的。最后，法律与市场类似也体现在它的非人格性上，即它服从分配因素。法官的孤独的超然状态，就像是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复本。
当然，作为资源分配的方法来说，法律和市场之间有重大差别。主要在于市场是对相互竞争用途更有效的评价机制。在市场中，人们必须以金钱来作为自己所主张的价值的后盾，对更高价值的要求来说，愿意支付当然比法庭上的活力更有可靠性。法律往往无法确定优先地位和相互价值。
五、简短的评论
在现代西方法律哲学中，以波斯纳为首的经济分析法学不仅是最近兴起的一派，而且也仿佛是特别与众不同的一派。它所应用的基本概念和术语主要是法律哲学中极为陌生的经济学词汇，如资源、财富的最大限度化、价值、价格、效用、效率、成本、市场等等。由这类概念和术语构成的学说当然不同于新老自然法学、分析法学或社会学法学了。在这一点上，经济分析在法学中的应用颇像统论、行为科学在法学中的应用一样，当然，系统论、行为科学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和术语也大大不同于经济分析法学。
波斯纳的经济分析法学这一名称很容易使人误认它也像马克思主义法学一样，强调经济因素对法律的决定作用。但事实上，他的经济分析学说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承认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同时认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主要是指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构成的生产方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8）波斯纳虽然强调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而且也使用了很多经济学概念和术语，但仅从作为他的整个学说的出发点的那个假设：人是对“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这一点而论，就可以看出，他的经济学说是以历史唯心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即将人的思想动机作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力量。
这里还应指出，他的那个假设来源于西方思想史中盛行的抽象的人性论，特别是19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1711年~1776年）的人性论。但休谟认为，人不仅有利己的本性，而且为了与人合作，还在有限的范围内是利他的。而波斯纳则认为，人的本性是追求最大限度的自我利益，但这种自我利益的追求中也可能包括他人的利益。不管波斯纳对“自我利益”如何解释，他所讲的人性论从形式上讲是抽象的，在实质上讲就是以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它与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对立的。
还应注意的是，波斯纳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他的经济分析是以哪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和法律为对象的，但事实上他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和法律，特别是以美国当代经济和法律作为对象的。同时，尽管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和法律的个别体制、政策和规则提出了批评，但在他看来，惟有资本主义经济和法律才是有存在和发展的价值的。例如，他所提出的三个基本经济概念，即价格和需求数量的反比关系、可供选择的价格以及在自由交换条件下资源具有最高利用价值的倾向，实质上就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规律和要求，如供求法则、机会成本和自由市场等。同样地，他认为，保护财产权法律的经济功能是“创造有效利用资源的刺激”，只有使每块土地归某个人所有，这个人才会努力耕种这块地，获得它的最大限度的价值。而且“从理想上讲，所有资源都应归或可以归某个人所有”。在这里，他不是讲什么抽象的财产权，而是在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的“美德”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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