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正义的经济学》一书中还从法律的定义的角度出发论述了经济学和法律的关系。他指出，人们往往将法律简单地界说为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命令。因而，凡来自主权权力的任何命令都是法律。这就歪曲了法律一词的通常意义。为此必须使法律的定义包括以下四种因素：第一，作为法律，这种命令必须是人们能遵守的；第二，对类似的人必须平等对待；第三，必须是公开的；第四，必须有用以确定事实真相的程序。这些因素是法律经济学的组成部分（10）。
“从经济学或财富的最大限度化角度来看，法律的基本功能就是改变刺激。”（11）这也就意味着法律不命令做不可能的事。一个不能实现的命令不会改变行为。但不可能实现的命令不等于不可避免的法律制裁。它之所以不可避免仅仅是因为避免的成本大于制裁的成本。使违反合同者在别无真实选择的情况下赔偿损失也是合适的，因为履行合同的成本会大大超过不履行所产生的损害赔偿（或者甚至是因为实际不可能履行）。
法律必须平等地对待同等的人，这是法律必须有一种经济结构的另一种讲法。对同样事物不同对待是非理性的。经济学是一种演绎推理逻辑体系，正确应用，就会产生相互一致的结果。法律只要是一种含蓄的结济结构，它就必须是理性的。
有人认为，人只是在市场交易中才是理性的，而在非理性活动中，如结婚、诉讼、犯罪等活动中，就不是理性的，因而经济分析仅适用于市场行为而不适用于非市场行为。他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经济分析对非市场行为同样适用。他本人就是从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开始对非市场行为的研究，并以此作为研究的中心。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又可以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对传统的、明显地调整经济活动的法律的研究。这种研究早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论述重商主义法律的经济效益时就已开始，现在仍是经济分析的主要部分，包括反托拉斯法、税法、公司法、有关国际贸易以及其他有关市场活动的法律。另一部分是对调整非市场活动的法律的经济分析。这方面的研究大部分是在近期才有的。
现在经济学家和学院派法学家都倾向于经济分析。学术刊物中可以见到对犯罪控制、事故、合同损害赔偿、种族关系、司法、公司、担保、环境等重大法律问题的经济分析。经济学家在法学院中任职、法学院课程中充满经济推理，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经济学在法律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二、普通法
波斯纳对法律的经济分析首先是对英美法系中的普通法的分析。普通法范围很广，他主要分析了财产法、合同法、民事侵权行为法、家庭法和
刑法。
（一）财产法
为什么必须要有财产法？他的回答是：假使一个社会取消了财产权将会怎样？例如一个农民种了谷物，到可以收获时，他的邻居将它收割并出卖了，而这个农民也无法采用法律手段来制止其邻居的行为。因为他既无土地所有权也无谷物所有权。如果这种事例多次发生，土地就不再会有人去耕种，社会就会转向狩猎之类的维持生计之途。这一例证就表明“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具有重要经济功能，即创造有效利用资源的刺激”（12）。如果每块土地都归某个人所有，即将其他人排除在外，这个人就会努力耕种这块地，获得它的最大限度的价值。
为了有效利用资源，不仅要有排他权（exclusive right），而且还要使财产权是能转让的。例如上例中的那个农民拥有土地并且也种了地，但他并不是一个胜任的农民。这块地如果放在他人手中可能有更大成果。为了价值的最大限度化，需要有转让财产权的机制。
从以上可以看出财产权制度的三个准则。第一是普遍性（universality），即从理想上讲，所有资源都应归或可以归某个人所有。除非有的资源太丰富以致每个人都能尽情享受（如日光，但也不完全如此）。第二是排他性（exclusivity），因为财产权越专有，投入资源的刺激就越大。当然，这一点并不是绝对的，例如在战时政府就可能对个人财产采取某种措施。第三是可转让性（transferability），如果财产不能转让，就无法通过自愿交换将资源转移到更有效的用途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