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帕舒坎尼斯等人的学说受批判后，维辛斯基关于法的两个定义就被奉为苏联惟一权威的法的定义。一个是关于一般的法的定义：法是由国家政权制定或认可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而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其目的在于保护、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另一个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法的定义，它与上一定义的主要区别是，将“统治阶级意志”改为“苏维埃人民意志”的体现（8）。
如果拿维辛斯基关于法的定义和斯图奇卡的加以对比，可以看出，二者都强调了法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工具，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斯图奇卡认为法是“社会关系的体系”，而维辛斯基则认为法是“行为规范的总和”。
苏联法学家库德里亚夫采夫和瓦西里耶夫认为苏联法学界关于法的概念的认识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法律虚无主义；（2）法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的概念；（3）从规范来理解法；（4）现在从多方面来理解法。以上所讲斯图奇卡对法的理解就代表了第二个阶段的概念，而维辛斯基的定义则代表了第三阶段的概念。有些西方法学家也认为维辛斯基关于法的定义表明苏联法学进入了规范阶段。
承认法律是一种“规范”，意味着强调法的确定性，它比讲法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这种较为含糊的用语是一个改进。这种用语适合了30年代后期通过的1936年
宪法，和斯大林宣称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消亡而应加强这种理论的需要。当然，在法的定义上强调法是一种规范，强调法律的确定性，并不意味定义作者在实践中必然尊重法制。
如果拿维辛斯基关于法的定义和帕舒坎尼斯的“商品交换法律学说”来比，我们可能会感到，帕舒坎尼斯作为苏联30年代前期最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会提出这样的学说：资本主义法是法的最高发展形式，社会主义社会中应由政策、经济计划和行政管理来代替法，几乎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的苏联，他提出这种观点，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对法律和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有过不少论述，而对社会主义社会中法律的地位和作用却并未也不可能明确地论述，同时，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和商品货币关系是对立的。其次，在苏联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十月革命胜利后最初几年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1921年开始改为新经济政策，但几年以后，这一政策即告终止，与此同时，高度集权的，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为特征的经济体制日益加强。而这种体制显然是不利于法和法制的。第三，在20年代至30年代前期，法即将消亡的观点在苏联法学界是很流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