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共产主义道德所调整的社会关系领域要比社会主义法律为广，是就一般意义上讲的。因为在法律中，也有相当多的规定，特别是在一些有关组织、程序上的规定，其本身并不直接涉及人们行为是否合乎道德的问题。例如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定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老人和儿童等原则，它们都明显地体现了要求人们以高尚道德态度处理婚姻、家庭关系。但有关法律中关于应向哪一国家机关进行婚姻登记之类的规定，至少就它可能规定向法院登记也可能规定向其他政府部门登记而论，这种程序、组织上的规定是与道德问题无关的。
　　这里还应注意的是，社会主义法律与共产主义道德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并不意味它们是分割的，甚至是对立的。客观的事实是：的确有大量社会生活领域，社会主义法律并不加以调整，而仅由道德所调整，因而人们的某些行为虽然是不道德的，但却并不构成违法行为，仅会导致社会舆论的谴责而并不带来法律上的制裁。可是这种情况丝毫不意味社会主义法律赞成或支持这种行为。法律之所以“不加过问”，只是因为国家认为，这种行为虽不利于社会，但或者是因为相对地说，情节轻微、危害不大；或者是因为较多的人有这种行为，所以国家首先需要进行更多的教育工作；也或者是因为有些问题是难于由法律确定或处理的，等等。因此，对这些领域，法律不加调整，而仅由道德加以调整。
　　正因此，违法行为与仅仅不道德的行为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不变的。例如，在当前，有某些不利于社会的行为可以说仅违反道德但却并不构成违法行为，仅为社会舆论所不齿，但却不能绳之以法。但在以后情况需要或条件成熟时，就可以由法律加以调整，从而使这种不利于社会的行为不仅要受到公众舆论的制裁，而且也应由法律所制裁。
　　总之，社会主义法律与共产主义道德之间存在差别，但两者绝非割裂、对立的。法律与道德的对立主要是指法律上所要求的行为是道德上所禁止的，反之亦然。但就社会主义法律的本性或整体来说，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存在的。
　　
【注释】　　（23）董仲舒：《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24）《论语•为政》。
（25）《韩非子•显学》。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页。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1页。
（28）参见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45页。该文第45页讲的是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两个层次；在第37页上提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这种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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