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比如,许多人口学家都指出,老年人的消费习惯与青年人的消费习惯不同,由于收入的前景相对固定,老人一般比较节约,因此当其他变量稳定时,老龄化可能带来经济的衰落。但波斯纳认为,这并不是必定的。由于老年人的消费与青年人的消费不同,老人往往是“纯”消费,可能更多旅游、保健、医疗,因此这种需求也可能增加社会的消费需求,甚至会带来社会产业的变迁。
又比如,世界各国的人口预期寿命都是女比男高,并且这种差距有增大的趋势,人们通常认为这理所当然——因为这是“自然的”。而波斯纳提出了一系列论点论证,社会也许应把医疗保健的投入从妇女转向男子,以提高男子的预期寿命,缩小男女预期寿命的差别。从总体看来,这对社会中无论男女老人的福利都有好处,因为至少老年女性会更少一些孤独的岁月。
波斯纳还分析了为什么老人在美国以及其他现代发达国家不能获得他们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尊敬和热爱。这种分析对于转型社会的中国显然是一个告诫。我们常常但实际上不能迷信我们有所谓的中国文化传统。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孝”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必定是同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而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将并且也确实正在侵蚀着传统的“孝”,至少社会正在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我们必须未雨绸缪。
我介绍的这些要点都很简略,显然也会有争议;具体可以看波斯纳书中的论证。我想说的只是,尽管这些问题都很专门,似乎都很雕虫小技,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论证,我敢说,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专门家甚或法学理论家可以提出的。这种眼光、其中隐含的这种气度都属于一个大学者,它必须同时具备了对具体问题的关切、宽阔的视野和广泛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知识。一个法条主义者或社会科学专家很难有这样的眼光,一个只关注正义、法治等大词的宏大理论家也不可能看到这些琐细问题中的重大社会政策意义。
中国目前已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前夜;在中国城市地区实行了20年的非常严格的“只生一个好”的国策已经在很大程度改变了中国人口的年龄构成。因此,这本著作对于当代中国至少是一本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著作。但是,它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与老龄化相关的一系列社会的和法律的理论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可持续发展至少增加一些学术思想的准备。它还可能为一些年轻的法律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提供指南,看到一个尚待开拓的法律业务领域。中国的法治也将在这些似乎很不起眼的努力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部对中国学界——不仅仅是法学界——很及时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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