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责任事故与技术事故之分的取消，虽然减轻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负担，但可能会带来扩张医务人员刑事责任的负面影响。虽然在民事领域，责任性事故与技术性事故的划分似乎无足轻重，但从刑事责任的角度看，这种区分还是有其合理性和实际价值的，医疗事故罪的追究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定，关系到对当事医务人员基本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因此，无论从实体还是程序的角度，刑事追究比民事处理都应当更为审慎，对事故的性质及原因的认定应更为明确和严格。而责任事故与技术事故的区分，有助于适度缩小
刑法打击面，保护和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医学事业的发展。此外，我国刑法第335条规定的医疗事故罪，是以行为人“严重不负责任”为前提的，可见，
刑法惩治的对象是责任事故，而非技术事故，责任事故与技术事故之分的取消，造成了在此问题上
《条例》同
刑法规定的不衔接。
（二）关于尸体检验问题
对于患者在医疗过程中死亡的案件，尸体检验是查明死因、确定责任的重要途径。
《条例》在尸检方面的规定有一定完善，如规定当事人可以聘请法医病理学人员参加尸检，或委派代表观察尸检过程；规定了拒绝或拖延尸检一方应承担责任等。但是，这方面的规定还存在不足之处，主要是在履行尸检手续的问题上，未规定医患双方谁有责任提出尸检。以何种形式提出尸检要求。这样就导致现实当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死者家属说，当初曾提出尸检要求，但被医院拒绝了；医院却说，曾经告诉死者家属要尸检，可是家属不同意。对此应由哪方承担责任，处理起来十分棘手。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学者提出立法上应规定提出尸检的法定形式 ，即要求尸检的一方，必须以书面方式提出；拒绝尸检的一方必须签字，以书面的形式表示拒绝；同时这些情况应记录在病案当中。这样一旦日后发生纠纷就有案可查，易于明确责任。
（三）关于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问题
《条例》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体制及程序作了很大的改革完善，但仍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
首先，尽管
《条例》对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组织体系、产生方式等作了变革，但仍然维持了原来的“集体鉴定”制度，鉴定结论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合议制方式进行表决。在这种“集体鉴定”体制下，所有的鉴定成员都无须为鉴定结论的失误承担责任，除了因接受当事人财物或其他利益而作虚假鉴定的情形外，法律无法追究鉴定人的错误乃至虚假鉴定的责任。尽管
《条例》规定了一些针对鉴定机构的监督程序，如卫生行政部门的专家审查制度，但只要“集体鉴定”体制不改，这些制度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