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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取得制度，又被称为取得时效制度，是时效制度中的一种，和消灭时效一起构建起了时效法律制度。时效取得制度是指无权利人以行使所有权或者其他财产权的意思公然，和平的占有他人所有的物，经过法律规定的一定的期间，即依法取得财产的所有权或者其他财产权的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大家公认为起源于古罗马法，在罗马《十二铜表法》中的规定：“凡占有土地（包括房屋）两年，其他物品一年，即可占有取得该所有权。”依此规定，未按照法定的形式转移的物权行为本应该认定为无效，但是如果受让人继续占有该不动产两年以上，动产一年以上，即可以取得占有该物的所有权。这一规定就弥补了市民法中对于土地等重要的财产的转让的严格要求，烦琐的要式买卖形式所造成的缺陷。使不和形式但实际上是取得了财产的市民可以取得相应的所有权。正如梅因在《古代法》中所评价的那样“时效取得制度实在是一种最有用的保障，用以防止过于繁杂的一种让于制度所有的各种的弊端。”“法学专家制定这个取得时效，提供了一个自动的机械。通过这个自动的机械，权利的缺陷就不段的得到矫正，而暂时脱离的所有权又可以在极可能短的阻碍之后重新迅速的结合起来。”从这以后大陆法系各国都在自己的民法典中对时效取得制度做出了立法规定。
从以上的两种制度的历史沿革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是有互补性的，在罗马法中，正是用取得时效制度来弥补了未对善意取得做出规定的不足。在此之后日尔曼法就做出了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也就是说从这以后起，近代的各个国家的民法中才将这两种制度作为各自独立的发挥所有权取得功能的制度来立法。
二 两种制度的理论依据和社会学分析的比较研究
任何一种制度都会有支持他的学说，对支持善意取得制度的各种理论稍做分析，可以分为两类：“取得时效说”和“非时效说”。前一种学说为法国和意大利的学者所倡导。他们是从时间的经过上来论述对于所有权的取得，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论述的，将善意取得做为时效取得的一种特殊的情况。而后一种学说又包括四种不同的主张，有按照物权变动的公示效力为依据的“权利外像说”，为学者Meyer Fischer 所倡导；有按照法律赋予占有人处分权为依据的“权利赋予说”，由基尔克等人所倡导；有按照占有发生的效力为依据的“占有效力说”，为我国的学者黄右昌先生所提倡；有台湾学者郑玉波先生所倡导的“法律特别规定说”，此说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是一种为法律所特被的规定的法律制度。（4）那种学说比较的科学呢 ？笔者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善意取得制度的出现和设立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财产的所有权和占有的分离的现象日益的繁多。非所有人占有他人的财产并转让给他人的情况也日趋繁多。如果只是保护所有权，则是只从静态上保护，不利于从动态上保护市场的交易主体的利益。在广泛的商品的交易中，从事交易的当事人往往并不知道对方是否真正的有处分所占有的财产的权利，也不可能一一去调查，因为这样就会增大交易的成本。如果善意第三人在取得财产后，由于转让人的无权处分行为而使交易无效，并要返还财产，则会将已经成立的财产关系归于消灭，这必然造成交易当事人在交易时的不安全感。不利于商品交易秩序的稳定 。另一方面，从罗马法以来，占有就一直是动产物权的公示的方法，由占有人占有某物我们就推定他为该物的所有人。因此受让人与让与人在发生动产交易的时候，根本不用考虑和调查对方对用于交易的动产是否是有处分权或者所有权。正是因为以上两个方面尤其是从维护市场的交易的安全便捷，迅速，秩序的稳定，减少交易成本等反面来看，善意取得制度是随着社会的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是立法上出于保障市场的交易安全和交易便捷的考虑而制定的。因此郑玉波先生的“法律特别规定说”无疑是比较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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