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从可操做性的角度看最终用户免责。
　　法律必须适应社会的现实需求。如果它过于超前，远离社会需求，与人们的普遍价值取向有相当距离的话，不仅公众不会自觉遵守它，而且有关国家机关和执法人员也会程度不同的抵制它（国家机关自己使用盗版软件的可不在少数啊！）在此情况下，法的实效会大打折扣。法律制度中的权利与义务设置的一个重要依据便是法律效益。法律制度所保护权利人对其作品享有的独占性、排他性权益亦应小于社会为保护这一利益而作出的牺牲即付出的成本或“交易费用”。试想一下，若从法律上对最终用户使用盗版这一行为进行惩治，由于考虑当前盗版使用的广度，若权利人竭尽所能，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与技术来围剿盗版软件的购买者，或许可以掌握到大量的违法事实，从而起诉并得到赔偿，但这样做要花费无数的金钱和时间，这就是著作权人维护其独占性、排他性的权利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亦即这项制度带来的交易费用。而这种成本或交易费用极其巨大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能得到贯彻与实施的。再从反面想一下，即使其得到很好地贯彻与实施，其牺牲的利益与成本或“交易费用”也是远远大与其保护的利益。从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来说也是一种明显的浪费，因而从法律效益上讲也是行不通的。
　　而且如果制定了法律法规又不能有效实施，将使法律的严肃性大受嘲弄。有学者指出：“令人忧虑的是在中国的立法、司法以及学术研究领域存在着一种普遍倾向，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提高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以适应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由于这种心理的作用，造成了目前中国立法与司法、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趋势，致使法律条款动作起来收效甚微。”①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法治应当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②法律必须符合人民愿望和利益的，才能得到接受和尊重，也才得以体现法治的精神。　
　　其实在打击盗版这一问题上，除了不延及最终用户之外，还是大有可为的。我们首先应完善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体系，协调现有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冲突，增加可操做性。我们还应长期不懈的持续宣传计算机软件保护法，在大众中树立强化法制观念。同时，应多个部门协调一致，培养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加大打击力度。不能搞运动，而应常抓不懈。而丛软件开发商的角度讲，更应苦练内功，增强自身实力，努力提高产品性能、文档资料和售后服务的水平，并尽可能的降低正版软件的价格水平，增强竞争力。价格降下来，服务跟上去，长期坚持，相信正版的春天一定会来到。比如“金山”发动的“红色正版风暴”、 实达铭泰掀起的“I软件旋风”、 翰林汇的低价反击就在这方面做了有意的尝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开发商应该注重整个正版软件在市场中的份额，成立“软件联盟”，协调抵制盗版，以避免各自为阵，被盗版一一击败的惨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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