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而言，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为表示思想、交流工作或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方式。现代法治国家，为尊重人民的言论自由，一般都保证公民充分发表意见，从而直接增进交流，并保障公民私生活的安宁，间接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社会秩序的安全以及社会财富的增长。也因此，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自由和基本权利，各国莫不藉
宪法、
刑法及相关法律对其特别加以保护，以使其免遭不法侵害。公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同样也得到了联合国及有关国际公约的认可。若不对监听加以合理规制，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很多弊害。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事实上，电话监听会产生多种形式和多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原则上，这一危害性不可能局限于在每一个案开始时被预先校订的范围内。”７这实质是对监听制度持否定态度。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出于公益的考虑，任何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技术侦查手段或强制性措施都是可允许的。
笔者认为，任何制度均有利有弊，完美的制度是难以企及的。因此，应权衡利弊，若利大于弊，而且为维护社会安全，保障公民自由，实现国家职能所必需，就可以适用。监听亦是如此。的确，它存在威胁或限制、侵害公民某些自由的危险，但从最终的利弊衡量结果来看，如果能够对它的适用范围、程序等加以严格限制并提高实施人员的个人素质，其结果还是利大于弊，能够在公民自由权利与社会安全，侦查效率、诉讼经济之间获得较好的平衡。即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也未将权利、自由绝对化。如该公约第１９条第３款规定：“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这事实上亦可成为电话监听制度确立之依据。刑事诉讼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发现实体真实，控制犯罪，同时也要关注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因此，各国立法允许使用监听，同时由于监听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天然侵害性，又对监听的使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只有监听对于破案的目的是适宜的，才可以被使用。
三、我国监听立法的构想
监听，作为一种严厉的侦查手段，最初只能由国家安全机关使用。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犯罪手段的翻新，监听逐渐成为公安机关的一大侦查利器。之后，又为检察机关在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时使用。虽然１９９５年通过的《
人民警察法》第
十六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但具体到监听，法律仍没有只字片语的规定。随着国内对刑事诉讼领域内人权问题的再认识，人权保障已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而由于近年来我国迈向法治国家的步骤明显加快，刑讯逼供这一多年的顽疾也在媒体的频繁曝光和司法机关重视下，日渐减少。当侦查人员对刑讯逼供的依赖逐渐成为不可能之后，监听就成了侦查人员手中的另一“法宝”，由此，缺乏法律规制的监听也因此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笔者以为，我国监听立法的时机已经成熟。结合对各国监听立法的比较研究，仅在此提出一些立法构想，以期抛砖引玉，促进对监听法律规制的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