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认为,基于“全球”利益,降低排放水平的实际成本是很高的。提高经济增长显然是优先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成就甚至可以用放弃的经济增长及其创造的就业机会来表征。就国际(即代内)公平于代际公平的冲突而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选择减少现存的全球经济系统的不公平,而不愿为北方未来后代谋求福利而作出牺牲。
有关气候变化政策的许多讨论是沿着完全不同的轨迹进行的。例如,“碳预算”就主张在各国间分配削减排放量的原则,接着按事先确定的公平份额,分配各国的排放削减量,以此为措施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Krause et al.,1992)。
在国际关系共同体中,特别是在环境经济学家之间,注意力已经集中在这样的机制上,它也许能缓解各国之间使他们最近不愿意为“更大好处”而行动的分歧(或不平等)。国际环境税、贸易许可和联合履约都是寻求克服近来反对集体行动的方法。
然而,即使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也明显不愿意实施这些环境政策措施。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把自身短期的经济利益置于长期的全球利益之上。在实践方面,大多数发达国家不愿意赞同用风险预防原则来指导国际外交。这种倒退也反映了在国际层面解决公平与效率矛盾的失败和面临的可能伴随着世界经济新秩序的严重政治问题。
加之其他因素,这幅国际图景就更暗淡了,气候变化的预期影响毫无区别地影响到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来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工作组(IPCC)和其他组织的证据非常清楚:全球变暖可能导致热带更难预测的天气。热带地区飓风、台风和干旱机率的提高将给那些物理环境脆弱、抵制“自然”灾害能力差的国家带来问题。
一些很可能受到全球气候变暖不利影响的国家,如南亚国家,已经严重地依赖诸如巨型计算机等艺术化技术(state-of-the-art technology)来解决必要的“国内”问题,如每年季风的规模,却没有预测全球变暖的紧迫性。全球循环模型(GCMs)在预测降水量上相对薄弱,而将降雨有是大多数依靠水稻种植的人口的关键因素。气候模型的技术能力几乎全在
北方手只,而可能受到全球变暖不利影响的国家却在南方。这只是一个全球经济不平衡影响我们对环境问题作出全球性反应和理解问题本身的能力的一个小例子。
全球不平等:国家责任和全球“储存容器”
责任分配问题是采取全球行动失败的关键(Krause et al.,1993)。首先,在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的考虑程度上存在着分歧。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是全球变暖问题发展的一个必然诱因。由于发达国家对现在温室气体的浓度而不是现在的排放量负有更大的;历史责任仍是一个问题。在北方能源强度下降之前,与肆意污染相连的排放已使我们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第二,排放量与现有量不同。有些评论者,像A·安哥瓦尔(Anil Agarwal)认为(Agarwal,Narain,1991),种植水稻或反刍动物排放的甲烷是必要的“生活排放”,而不是北方居民建立在个人高消费水平之上的“生活方式排放”。另外,甲烷排放难以量化和评估,数据也很不可靠。同样,几乎全部由北方排放的氟氯昂也没有确定的储存容器,因此,不能等同于有储存容器的二氧化碳或甲烷等气体。更重要的是,安哥瓦尔设想了计算“公平份、额”的方法,通过依照世界人口分配现有排放量,给不同国家对全球变暖的责任施加彻底影响。这使我们注意到北方国家政府要毫无根据地向穷国转移责任,并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核心问题之一上,逐步趋向构建“南方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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