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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变化责任：相左的观点
正如比哈斯卡（Bhaskar）所认为（1995），温室气体排放是市场失灵的典型国际案例，这是由于单个国家经济行为的成本发生在世界范围内，同时经济活动的利益却以国家为单位占有。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就落在了国际关系的层面。各国如何才能采取不直接有益于他们的措施呢？
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看，同意采取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存在严重困难。如前节所述，他们的反对部分地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他们的发展。结构调整、外债负担和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影响已经造成了全球经济体系的不平等基础。
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已经增加了对北方意图的不信任。南方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远远低于北方，同时，发展中国家预期的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增加（对气候变化的）总体影响。尽管结构调整的影响导致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但南方大多数国家（撒哈拉非洲是一个明显的例外）经济持续增长，这将在未来30年加剧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尤其是增长的能源消费。
客观的观察家认为，南方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太低了，应该留给发展中国家提高排放的空间，而发达国家则应削减。同时，向较低能源强度（使GDP相应增长的必要数量）转变的技术不如北方先进。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节约能源和技术提高获取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从逻辑上和全球的视角看，工业化国家通过提供运用较为清洁和有效技术的激励可以使起财政援助最优化，帮助南方有效地超越肮脏、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阶段。
不幸的是，这种不偏不倚的分析有许多严重困难。首先，人均排放的计算方式会给全球形势造成困难，由于发展中国家不是“问题”的主要造成者，他们就没有谋求能源有效利用的激励。发展中国家有赞同超越他们国民直接需求之上的全球目标的动机。
第二，大多数北方工业化国家并不鼓励南方向清洁技术转变。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经济能够从“内化”清洁生产技术——有时指“生态现代化”的过程——从中获利。这可能增强大多数技术先进经济确立贸易产品的较高环境标准的能力。继而，他们可能有利可图，而不是向南方转移清洁、高效能源技术。对大多数跨国公司而言，与追求利润相比，全球环境是次要的，利润可能包含在将环境参数纳入贸易标准。
第三，“高科技”产业的劳动代替结果要求它们向劳动力费用高的国家转移，劳动代替显然劳动力费用低的国家带来好处。（所以，L·萨默[Lawrence Summer]庆幸地评价，优于联合国环境于发展大会，直接污染较贫穷国家比较有效率。）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谋求较低能源强度的动机在提供肮脏雇佣的经济利益面前就显得不明显了。另外，在世界经济的货物贸易不考虑排放水平的事实面前，削减像甲烷这样的温室气体的排放的动机被冲淡了（Agarwal,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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