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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结构调整政策和环境退化之间建立因果关系是困难的，但是，这样的政策很明显地引发了这样一个过程，即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分散的人们对资源的需求增加了。据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UNRISD）最近公布的纲要，为提高市场竞争力取消津贴、减少工资迫使人们谋生方式的多样化（UNRISD，1995）。在城市，这意味着第二职业或参加非正式部门，以及对经济改革的周期性挑战（见证了80年代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生存危机”的巨大事件）。另一方面，在分散的高度差异的 农村社区，农业投入费用上升和收入下降迫使农民寻求其他谋生措施：从废弃土地中挖取残留化肥，在边沿土地上种植外来谷物；利用共同财产资源，如获取木材、木质燃料和其他森林产品。这种短期行为给地区可持续性带来长期的、有害的结果，与工薪劳动者的流动共同导致食品（供应）安全性下降。
有必要弄清南方社会经济的全盘重组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深入密切的联系，以及这又如何与全球环境变化相关连。大规模商业开发的驱动力源自世界银行对基础设施和农业现代化的贷款项目。结构调整过程——恢复社会驱动力——体现了坚定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持下被贯彻到底。最后，关贸总协定（GATT）宣告了世界贸易自由化的重大突破（《经济学家》，1996年8月：90）。这些制度共同取得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代表南方自由经济注意的“胜利”，Redclift,1996）。
极好地说明这种发展的一个部门的食品工业，它对南方的土地利用起到非同寻常的影响作用。例如，荷兰有2400万公顷土地的生产能力，这是它自身谷物土地、牧场和森林的十倍(Postel,1994)。这些“巨大英亩”的一部分支持了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木薯生产作为供应荷兰精养生猪饲料的工业。印度尼西亚一直在维持甚至急于提高它在欧盟木薯配额中的比重，这种强劲的出口带动了国内价格上升。
作为反应，农民把比较可持续和教少侵蚀的混合和多年生谷物种植系统转到单一的木薯种植。为了增加木薯种植面积，他们竟毁坏了梯田和其他水土保持结构。生产成本和近来价格扭曲的影响已经破坏了保障众多山区农民生活的前景，以及将上游水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可持续管理（Conway and Barbier,1990:76）。
这种与“生态脚印”相联系的影响正得到更广泛的承认，但是，通过对水、土杂肥和农业生物多样性进口的价值化和国际化，确保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将生产的生态成本考虑在价格之中的进展微小。这些自然资本因素是被农村居民世代精心维护下来的，也代表着能与国际市场合作的有希望的“最后的资源领域”。M·艾利尔（Martinez Alier）认为（1993），市场税赋会迫使农民廉价出售环境资源的所有权。但这一过程不会毫不斗争地、平静地发生。农村穷人的流行运动证明他们对保障其生存需要的环境资源行使集体控制劝的愿望，这一运动受到多方支持的“道德经济学”的回应。也许通过增加这种“道德经济学”的力量和韧性，建立支持它的综合生存战略和知识系统，南方的流行运动能够引导我们寻求环境变化的新途径。依这一途径，北方居民和消费者应承担减轻他们自己的“生态脚印”的责任，因而有益于全球环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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