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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国家财政责任的要求与贸易自由化一同自然地鼓励南方政府尽可能地将他们重新定位在新的全球秩序中。鉴于国际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国家间日益增长的吸引投资的竞争已经导致对劳动力的严格控制、廉价出售自然资源的趋势和忽视这些资源的生态功能。对热带硬木森林和其他动植物物种以及不可再生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出卖证实了通过贸易和以自然为经济发展提供原材料主导的发展模式对自然资源的消耗。然而，由于生态系统作为二氧化碳储存容器等功能、通过就地保护维持谷物基因的多样性以及初将来经济价值之外的现存物种内在价值的重要性，国际资本也开始支持可持续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艾斯库巴（Escobar）用这来解释为什么在世界热带雨林地区的种族和农民社区最终会被看作社会与自然资本的管理员，他们的可持续性管理是其责任，也是世界经济事业的一部分（Escobar，1996）。
然而，国际资本仍然喜欢集中而不是分散。根据布鲁德(Broad)和M·兰蒂(Mehhorn-Landi)的计算，从1989到1992年72%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了十个国家，同时，大约50%的世界最穷国家只接受了对外直接投资的2%。这一分布还表现为极强的地区模式，在1993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接受了对外直接投资的55%，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接受到24%，而撒哈拉非洲（Sub-Saharan Africa）只接到3%，南亚仅1%。作者从他们的分析中得出结论：10-12个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受益的国家会加入北方的行列，或者至少会在下一代接近北方经济状况的水平。其余的140个国家的前景相对暗淡，或许会比北方的经济增长水平落后更多，特别是如果它们保持对出口初级产品的依赖。
根据贸易计算这种恶化的方法会个不相同——例如科赫利用下降的价格指数估计南方的“收入损失”，而不考虑出口规模——布鲁德和M·兰蒂（1996）的估算一致认为，非石油主要产品的实际价格已经下降：1974—1980年，每年下降5.7%，1981—1986年，每年下降3%，1987—1983年，每年下降1.8。因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结构调整提高出口收入的方法强调的是主要农矿产品、森林产品、矿产和海洋资源的出口规模已导致了这些穷国无法维持这些资源的长期完整。
种植、家禽饲养与大规模捕捞的广泛发展使小农场主和渔民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特别是运用税收等其他制约条件的结构调整。例如，进口配额和关税壁垒的取消使北方产品在狭小的国内市场泛滥，并通过价格、质量、流行款式等因素的综合，破坏了国内产品（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为了扭转价格“混乱”，削减包括健康、教育在内的社会福利费费用、减少公共交通和基本食品的津贴的指令已经严重地打击了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在80年代期间，拉丁美洲和整个非洲的实际工资锐减，到90年代中期，在大部分人口居住的地区，收入都没有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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