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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的文化构建
在讨论造成南方环境脆弱性的结构化过程之前，应郑重强调不能在文化真空中定义环境“问题”（包括全球环境变化）。环境问题的表现形式反映了社会和文化观点。尽管大多数大众媒体避免详细阐述关于环境的政治争议，但是，他们显然通过各种方式交流对环境问题的看法。
电影和电视以被消费、自然和商品世界掩盖的信息方式描绘环境价值。这种与媒体消息相关的价值并不能自然地进入现有的文化范畴。西方（主要是北方）价值与传统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价值的紧张加剧了“全球化”造成的困难。如果清洁饮用水是南方亿万居民的首要环境问题（因缺少清洁饮用水，每年有1350万早产儿童死亡），那么相对于发达世界，即使南方的城市居民也对全球气候语言十分陌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日常生活的基本社会信条、惯例形成了一副滤色镜，人们极其政府透过它观察全球环境问题。在最贫穷国家，“环境”包括了健康、住房和食物的可获得性等问题。在新兴工业化国家，“环境”与实行快速经济增长带来的短期与中期的代价相联系，比如城市空气的高度污染。在特权、发达世界里，“环境”日益包括了诸如氡水平或手污染的牛肉等在很大程度上看不见，也不能预测的风险。在处理后一类型的问题时，与信息自由或公民权利相比，平等问题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然而，社会学认为公平对于全球环境变化是重要的，不仅因为能量和物质交流、个人消费水平的可测量差别或者达成国际协定的困难，而且还有意识形态原因。意识形态在许多重要方面左右关于全球环境变化的讨论。首先，关于环境问题的意识处于意识形态之下，它在不同社会和文化中会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第二，意识形态的假设束缚了应给予它方环境行为的信任。在全球环境变化的著作中一个长期以来的讨论是“搭便车”问题。那些各国没有签定全球环境协定的事项却能够从他们的任何积极结果中获利。同样地，丧失“主权”在不同的语境中意味着极不相同的事情。为了建立对环境变化的权利和责任机制，主权本身是一个需要研究的意识形态问题。
在国际经济系统中仍然有许多进行着的结构过程包含着不应忽视的意识形态因素：例如，对指定（或撤销）环境规范的态度，对贸易自由化和市场经济而不是对计划经济和经济保护的偏好。相反的意识形态戒律左右着关于环境的政治经济学，就像分散生物经济力量及其脆弱性一样。
也许影响这一讨论的意识形态因素的最好例子是关于“可持续发展”或“绿色发展”的讨论本身，它经常在技术转型（生态现代化）相应价值和更彻底的文化改变（深度绿化）的方案之间产生两极分化（Redclift,1987,1996）。
一些著述者声称可持续性仅适用于小型社会或早期文明。另一些则主张可持续发展需要囊括全部全球技术和全球沟通方式——互连网、卫星和媒体（Bhaskar,1995）。因而国际平等意味着两个维度：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前者强调各国之间和本世代内部的差别，后者强调时间维度，即现世代与将来世代之间的差别。北方大多数评论者关注的是“我们人民”的将来世代，尽管这模糊不清，而南方评论者却关注现在的世代。然而，代内公平是如此重要，除非我们能够成功解决南北差异，发达世界将来世代的前景也是惨淡的。因此，在本文的结论中，我检验了这种国际政策和机制，它可能说服发展中国家实施针对全球环境变化签定的全球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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