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经济系统自身膨胀的本性以及政治系统对其约束力量的不足,谋求建立一种与经济价值相抗衡的生态价值,对经济增长进行合理的限制就十分必要了。目前,在西方政治领域日趋活跃的绿党似乎提供了操作层面上的一种可能性。绿党与传统政党的区别并不于大力倡导保护生态环境,因为在生态危机成为关注焦点的背景中,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会轻视这一点。绿党认为生态环境危机实质上是现行生产消费方式和人类终极关怀的危机,它要对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整个经济社会结构进行彻底变革,要在一种全新政治哲学的指导下实现政治、经济和心灵的绿化。[9]除了全新的理念之外,绿党的政治组织本身就这一理念的物质载体,并且,欧洲已有14个国家的绿党先后或曾经进入了全国性议会。[10]
欧洲绿党的发展态势似乎表明已经找到了约束经济冲动的一剂良方,可是绿党在欧洲政治格局中的最终前途尚难预料。再将视野扩大到全球范围内,就更没有乐观的理由了。出现在西欧等发达国家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是无法在全球范围内被接受的,广大欠发达国家是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被迫选择工业文明的,连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工业化国家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上负有较大的历史责任,要求尚未充分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放弃发展要求,追求“心灵的安宁”,是不公平,也是难以令人接受的。唯一的出路就南北国家间的真诚合作,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膨胀、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工业化国家则提供相应的经济、技术援助,可双方却缺乏足够的相互信任,[11] 这种合作仍然不尽人意,并且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贡献却在急剧增长,这集中地表现在中国和印度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激增,同时,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努力却不断受到发达国家的重创,例如2001年6月美国退出旨在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仪定书》,日本、加拿大等国却坚持用本国植被折抵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仍然看不到任何理性地约束经济发展的迹象,对增长极限到来的忧虑也就不会解除。
五、结语
经济与生态环境具有天然的不平衡关系,现代经济日益发展成一个独立自足和封闭的系统,它在大肆吞噬着各种自然资源的同时又将生态环境作为排放废物的场所。经济系统依靠自身的理性标准,发展规模不仅日益膨胀,并且顽强地拒斥任何外来的干预,尽管经济手段和国家直接管制部分地紧张了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紧张,但不可能根本上修和二者之间的冲突,生态鸿沟依然存在。这不得不迫使我们重新思索这种经济增长有无极限,但是从传统经济理性发主导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仍然无法推导出可持续发展的任何必要条件,归根结底就是一种生态观念的缺乏,即为了追求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防止增长极限的到来,重新定位社会的主流价值追求,约束自身单纯追求物质利益的冲动。以这种价值理念为指导的西方国家绿党已经或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传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尚存诸多变数,况且广大欠发达国家在极为不利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仍然以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任何盲目的乐观倾向都必须审慎对待,建设一个成熟、睿智、可持续的社会仍须全类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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