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分四次共支付被告上述工程价款85万元（其中5月8日付15万元；6月1日付25万元；6月4日付15万元；6月27日付30万元）。因此，原告倘欠被告工程价款人民币246,193.20元（1,216,709-120,515.86-850000=246,193.20）。
被告于2000年8月诉至奉贤县法院称原告仅付其工程款人民币55万元（即未提及6月27日支付的30万元）。经该院主持调解双方答成调解协议，并由奉贤县法院于同年8月31日调解结案。该调解书同样未涉及上述30万元的支付问题。
被告于2001年11月间向奉贤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原告发现曾于1998年6月27日向被告支付过30万元工程款（由于原告上海办事处依法撤销，原财务人员交接有关财务凭证失误而未及时发现）。
被告当庭辩称：该30万元是另一笔当时银货两清的交易，但被告拒绝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支持其主张。
上述事实已由原审法院的上述裁定确认。
（二） 本案性质是不当得利之债而非工程款合同之债纠纷
债的返还可源于合同之债、侵权之债、不当得利之债和无因管理之债。本案争议之债的性质是不当得利之债而非合同之债。
本案争议的性质属不当得利之债。查《
民法通则》第
92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据此，构成不当得利的要件有二：一是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二则造成他人受损失。对照被告在本案中的行为完全符合该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首先，被告取得该30万元没有合法依据。原被告双方之间经审核结算造价1,216,709元，原告已全额支付。按照被告自已承认的说法，其在奉贤法院调解前已收到55万元，后又依据调解书取得余款546,133.13元，抵销其应支付给原告的管理费及税金等120,515.86。原被告双方关于工程款账目已结清。因此被告再取得该1998年6月27日原告支付的30万元款项没有任何合法的依据。
其次，由于被告不当取得该30万元款项，势必造成原告损失，事实上已经造成原告经济损失。原告工作失误并不能成为被告取得该30万元款项的合法正当理由。
再次，虽然本案争议的30万元款项确实起源于原被告双方的分包工程合同工程款， 然而该30万元的性质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在1998年6月27日至2000年8月31日期间，该款的性质是工程款；但自奉贤法院送达调解书之日，该款的法律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即其已不再具有工程款的性质，而变成了被告没有合法根据取得的不当得利。因为，被告依据上述生效的调解书可以合法地取得全部工程款，该30万元自然也就不再具有工程款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