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0月28日，上诉人是作为证人被传唤作证的，这已为检察卷第45—65页证实，问：“今天传讯你，主要是通过你了解调度所有关经济案件（郑铁显）的情况……证人如有意隐瞒或作伪证的，要负法律责任，听清了吗？答：听清楚了”（P43）。
值得一提的是：《解答》中“坦白通常是指犯罪行为已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发觉、怀疑，而对犯罪分子进行询问、传讯，或者采取强制措施后，犯罪分子如实供认这些罪行的行为”。这里的“询问、传讯”必须是作为嫌疑人而非作为证人被询问、传讯。其次，犯罪人是如实供认，承认已被发觉的，被指控的罪行。再次，“发觉”应当指已发觉主要犯罪事实，并已掌握了主要证据。同时，辩护人认为这里使用的“怀疑”一词不科学。因为所谓怀疑，既可以是毫无根据的怀疑，也可以是掌握了部分证据的怀疑，还可以是根据错误的证据的怀疑。
事实上，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第二条使用的是：“已被逮捕而如实地坦白承认全部罪行……”；1989年8月15日两高《通告》使用的也是“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坦白全部罪行”；1989年10月14日法（研）发（1989）29号用的也是“属于采取强制措施后坦白交待的”。这就肯定地排除了仅因“怀疑”而询问、传讯，犯罪人就如实主动交代罪行属坦白。因为既然被采取强制措施，也就是已查清了主要犯罪事实。
第三， 上诉人在被传作证时，便主动如实地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其间在交代了部分犯罪事实后，询问人员确也曾作过一些思想教育工作，例如，“问：今天你谈了有关情况，希望能一次彻底谈清”（P51）。问：“杨成斌现已坦白交待了一些问题，希望你也能如实将有关问题谈清楚，再次希望你能主动将问题谈清楚”（P54）。这些思想教育恰恰说明了上诉人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的主动性。因为，他本可以不交代问题，由于他既有畏罪怕罚的一面，又有争取从宽的复杂心理，因而交代罪行时有所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最终上诉人在司法机关尚未发觉其犯罪事实，未出示任何证据，也未提出任何指控的情况下，主动如实地彻底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
辩护人认为，自首的本质在于犯罪人主动交代未被发觉，未被证实的罪行，而坦白的本质则是犯罪人如实供认，承认已被发觉，已被证实的罪行。因此，只要是司法机关在未出示证据的情况下，犯罪人主动交代犯罪事实都应视为自动投案。
二、原审认定上诉人根据福铁分营（88）79号文所接受的福铁分局多种经营单位的奖金2340元为受贿罪，与
刑法第
11条之规定相悖。
